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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过中国传统节日还是“洋节”？
对于传统节日，也应该这样看：这一切都渊源于生活方式的演变，渊源于生活本身。——专访四川大学哲学系黄玉顺教授 顾力 传统节日和“洋节”的争论最近十分热闹，那么，现代生活情境中的中国人如何面对？传统节日对我们来说意义何在？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四川大学哲学系黄玉顺教授。黄教授多年致力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他提出的“生活儒学”思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顾：圣诞节前，十位在读博士发表《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一文，呼吁抵制入侵的洋节，您认同他们的观点么？ 黄：十博士在网络上发表抵制圣诞节的声明，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大力声援，有人不以为然。我也在网上发表了一首诗《平安夜》，以表明态度： 今夜寰中欢乐行，牵连彼此动心旌： 群情众望平安祷，博士独陈坚白鸣。 辨别中西亦诚意，祈求安乐固真情。 能知彼此渊源处，何必斤斤实与名！ 我这首诗似乎是一种“骑墙”的态度，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多数人还是接受的，因为这首诗不是什么好好先生的态度，而是对双方都表示真诚的理解：抵制洋节者是出于某种“诚意”的，而包容洋节者也是出于某种“真情”的。这种同情的理解意味着超越双方的对立情绪，而进入一种更深层的生活情感的本源意识。这是当代思想者所应有的一种基本的思想视域，就是说：不论是“中国文化主体性”意识、还是“文化集体无意识”，双方都“渊源”于共同的当代生活方式。这其实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的意思，亦即是我经常说的当代中国人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两方面一起构成了我们的当代生活情境：现代性诉求是出于这种生活情境的一种情绪显现，民族性表达则是出于这种生活情境的另一种情绪显现。我们需要这种生活的观念、生活情感的观念，才能透彻地理解这样的事情。可是，对立双方各执一端，而没有进入这种本源性的生活视域。 顾：中国传统节日中，也有一些是来自佛教等非原生文化的节日，例如盂兰盆节、观音诞辰。您认为现在的洋节有没有可能被现在的中国文化包容并改变、从而成为中国节日？ 黄：当然可能。我刚才的“生活论”分析，也是对这种可能性的一种说明：某些“洋节”被包容并改变而成为“中国节日”，就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例如元旦节，就是洋节被中国文化所包容的一个现实的例证。这次有人质疑十博士：你们为什么不抵制元旦节？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国文化“有容乃大”，一向是具有很大的包容度的。如你所说，我们容纳佛教而使之中国化，这就是历史上的例证。反观中国的春节，也是一样的：春节正在国际化，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在过春节。这一切与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顾：当下的中国人过洋节，似乎不注重其文化内核，更多的是商业的驱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过节方式，得到了大众的接受，年轻人甚至热爱，您觉得是否正常？ 黄：我觉得是正常的。至于“商业的驱动”，当然不可否认，这里面有商家和消费者的某种商业驱动的因素，甚至还有其它一些因素；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大众、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热衷于过洋节，其中也有我诗中说的“群情众望平安祷”、“祈求安乐固真情”的成分。这其实是出于一种本真的生活情感。 顾：经历了“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如今似乎是传统复兴的时代，传统节日的复兴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黄：所谓“传统的复兴”，并不是把传统的东西照搬到今天来。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旧传统被抛弃了，又不知有多少新传统被创造了出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传统节日，也应该这样看：这一切都渊源于生活方式的演变，渊源于生活本身。所以，对“五四”应该有一种公允的认识：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固然有其偏激的一面，但也有其“顺天应人”、切入当代生活方式的一面。“五四”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国传统”。 顾：传统节日里面包含的很多具有象征意义的程序，这些意义可能在当下的环境中无法被理解，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承已然断裂，如何再引起大家的兴趣呢？ 黄：你说的没错，传统节日里有一些仪式节目，是今天的人无法理解的。为什么无法理解？就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要引起大家的兴趣，就必须改变其中的某些仪式节目，以适应于当代的生活。这种改变，不妨引进一些所谓“洋节”的东西。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礼有损益”，孔夫子因此才成为“圣之时者”。 顾：您会认为我们现在是文化自卑的时代么，从对待中西节日的态度看？ 黄：确实，自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就进入了“文化自卑”的时代。但也要看到，我们正在走出这种自卑情结、走向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从心理角度看，在自卑心态中，人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卫反应。抵制洋节就是这种防卫机制的表现。反过来讲，这种抵制作为心理防卫机制的表现，正是文化自卑心态的证明。但中国人正在重新变得自信起来，因此，我们在文化上就应该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大唐气象”、或者近来人们经常讨论的“大国意识”。 顾：日本似乎是传统和现代结合得比较好的地方，他们甚至把新年和公历结合，但仍然有浓郁的传统色彩，这是否是可行的路子？ 黄：你所说的日本节日的例子，确实是值得思考的。这种“结合”意味着新的节日不再仅仅是西方的、或仅仅是日本的。我相信，某些“中国的”和“西方的”节日将会变得既不仅仅是中国的，也不仅仅是西方的。元旦、春节都是这样的例子。这仍然渊源于我们当代的这种现代性的、全球化的生活方式。 顾：您自己是怎么过节的呢？ 黄：呵呵！洋节、如圣诞节之类，我是从来不过的。但这并非出于什么抵制心理，而是实在没有什么感觉，这是跟我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当然，元旦除外。至于中国传统节日，其中有一些节日我也是从来不过的。不过，有一些传统节日我是很重视的，如清明节，我要祭奠父母，这也是我所说的生活情感的问题。还有即将来临的春节，我是一定要过的。其实，春节这个所谓“中国”“传统”节日，已经是当代中国人、甚至是某些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一切都须在当下的生活中予以理解。 附记 这篇文字是某杂志记者顾力先生于2007年1月对我进行的访谈记录，但不知何故，该杂志后来没有刊出这篇访谈。鉴于这篇文字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所谓“洋节”问题）表达了我的生活儒学思想，特此收录于本文集。
——黄玉顺识于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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