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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的情感意向性 儒家哲学十分重视心灵的情感意向活动，这同西方哲学理智化、心智化的主流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在认知方面有很大缺陷，但在实践方面却有重要贡献。 意志、意向活动是心灵的重要功能，二者是同一层次的范畴。意志、意向具有定向性、方向性、目的性和实践性特征，特别是同实践有直接联系。很多学者认为，儒家哲学是“实践理性”学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同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康德在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考察时指出，理性在认识领域是有限的，只有在实践领域才是自由的，但他所说的“实践理性”，同样是“纯粹理性”的；他所说的“自由意志”，不过是一个理性的“公设”，“自由意志”如何可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儒家哲学则是通过心灵的意向活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向活动既是心理活动，又能通向“意志自由”即道德理性，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理念”或“观念”。正因为如此，儒家的心灵哲学可称之为“心理学－－形上学的心灵学”，而不是完全“超绝的心灵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既有经验心理学的内容，又有超越的形上学的内容，实质有宗教方面的内容，关键是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孟子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这里所说的“欲”，实际上是一种意向活动。并不是所有的“欲”都能“不逾矩”，也并不是所有的“欲”都是善，孔子、孟子之所以这样说，固然有仁心、仁性的保证，但同时也有后天的学习与修养，象孟子所说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同上），就是一种心灵修养，而“寡欲”之欲，则是感性欲望。两种欲虽然不同，但都是现实的心理活动。为了保证其所欲之为善或向善，还要“立志”。“立志”确实是自由意志的问题，但必须在意向及其实践活动中才能变成现实。 如前所说，儒家又有“未发已发”之说（《中庸》），宋明儒从中发展出心之体用说，“未发”为体，“已发”为用，但从“未发”到“已发”，便有意向活动。“未发”之体只能是潜在能力或最初动力，它具有善或向善的目的，但意之所发却未必是善，这里确有自我选择的自由或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未发”之体虽善，却不能保证其所发必善，“未发”为“中”，却不能保证其所发必“和”（“中和”问题是儒家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只有“发而皆中节”，即处处符合“中”的原则时才能“和”。“中节”与“不中节”，则由各种心理因素所决定。这确实不象康德所说，有先验的道德法则即纯粹的“理性原则”，就能保证其为善。也不象牟宗三先生所说，“自由意志”就是“道德法则”或“纯粹理性”，二者是“同义语”、“一个意思”（见《自律道德与道德的形上学》），它自身即保证了是“能够实践的”。这里并没有任何必然性的保证，因为意志、意向不是就在现实层面上，而且有自主性，有时不受“理性法则”的支配。儒家讲“体用一源”，特别是心学派如王阳明更强调“大头脑”，即在“本源上”用功夫，但这功夫本身就是坚定其意志和信念，而且必须从经验上下手。即便如某些儒家所说，心本来即善，不善者仅仅由于“习染”，但是现实中的人心不能没有“习染”，这些儒家本人也并不主张与外界隔绝（只有个别人例外）。善良意志是需要培养和锻炼的，不能完全依靠先验的“理性法则”。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志自由，也是一生培养和锻炼的结果，并不是靠某种先验理性便自然如此。儒家凡主张“性善论”、“良知说”者，似乎持一种先验理性学说，但实际上他们都主张“存心”、“养心”、“尽心”、“持志”、“立志”、“正心”、“诚意”等实践功夫，这才是实现道德理性的根本途径。可见，善与不善的关键，并不在于绝对的实体性的“先验理性”或“纯粹理性”，而在于心灵的意志、意向及其实践活动，在于目的性的追求。就是说，自由意志是同目的性的实践活动分不开的，不是靠“道德实体”决定的。儒家哲学是不是主张有“道德实体”，实在是一个问题。仁心、良知实际上是意之所向，是一个目的范畴。 如果说，要用“实践理性”指谓儒家哲学，那么，它同康德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康德的重点在“理性”，而儒家的重点在“实践”。实践真正是一个意志、意向的问题，意志、意向必然表现在实践上。当你说“意志自由”时，已经在实践了，当你说“知”是，已经在“行”了。所以，功夫全在实践上，在意志的选择上。正如王阳明所说，“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这个“物”是指事物，即实践活动，而不是静止的对象物。“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同上）“事亲”作为意向活动，同时已是“温清定省”之类的实践活动。如果意在别处呢？良知虽然规定了意之所向，但并不能保证其必然如此，所以才有“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传习录下》）的说法，也才有致知格物的说法。只有致知格物的实践活动才能贞定意志、意向活动的正确方向，实现道德理想。这就是儒家哲学强调实践的原因所在。 总之，儒家虽然主张“本心”即是性，即是善，但必须通过意志、意向活动才能实现出来，而意志、意向活动本身就是实践的，只有实践才能使其变为现实。实践的自由与不自由，固然由向善的内在潜能所决定，但与社会环境也有密切联系，“习染”、“物蔽”的问题决不可忽视。儒家以“心无内外”、“性无内外”为理想追求，但心毕竟在内不在外，如果内外阻隔不通，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受“躯壳”的限制而流入“自私用智”，“私心用事”。孟子所谓“几希”之辨（见《孟子·离娄下》）、“牛山之木”的比喻（见《孟子·告子上》），是有深刻道理的。主体的意向活动、实践活动与客观的社会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正因为如此，儒家更强调主观意志的培养。“本心”、“心体”、“良知”等学说的提出，就是为了确定一个终极性的目的，是意志、意向活动有所遵循。 从“意志”的角度说，心确实能够创造事物，创造世界，但不是创造出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创造出意义世界，道德世界。意义世界并不是主观的，它有客观普遍性，用陆象山的话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杂说》，《象山全集》卷二十二）理能通行天下，是人间普遍适用的，又是人心具有的，是为“本心”。但本心通过意志、意向活动，最终落实为“践履”，才能实现出来。 儒家心灵哲学虽然承认善良意志，主张培养善良意志，但同时也承认恶的可能性，因为意志本身并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只是后来的刘宗周，主张以意为本体，认为意是“善根”。）这种学说，一方面为自我修养、自我实现提供了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也为自由选择留下了余地。由于意志、意向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不是观念构成的问题，因此，它又是历史性范畴。这就意味着，随着历史的变化，意志活动的内容是有变化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所说的意志、意向，是同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是由情感需要决定的，因此，它是“情感意向”，不是“观念意向”，或别的什么“意向”。这同西方哲学有重要区别。关于情感问题，我们要单独讨论，这里就不赘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