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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慈悲观与孔子仁学观在伦理道德导向上的共性 1、佛教慈悲观与孔子仁学观两者都是关于人性修养的基本目标和要求。 佛教的慈悲观和孔子的仁学观，都是关于人类伦理道德建设的根本性观念，是关于人性修养上的基本目标和要求。佛教的慈悲观，强调佛教徒在修行中，以慈悲作为修行的根本出发点，首先，要求修行者要以慈悲的心态关注众生的苦难，从缘起性空、物无自性、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高度，把握修行的总体目标，即要求修行者要认识到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一切现象都是各种条件和合形成的假相，是没有自性的，在本质上是空的，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众生也是虚幻的存在，众生因为无明的业力处于因缘的流转之中而深受苦难的煎熬，然而一切众生都是自己前世的父母，因此，对众生要以慈悲的心态去看待，看到众生受苦，就会自然地生发慈悲拔苦之心。其次，佛教徒修行，不能只停留在自己身上，同时也要解除众生的苦难，因为，大乘佛教认为，没有广大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真正的解脱。只有求得所有众生得到解脱，才能使自身得到彻底的解脱。这是大乘佛教慈悲救苦的菩萨行的最高要求。佛教的这种慈爱众生、同情众生、帮助众生、解救众生苦难的观念，对中国古代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的仁学观，强调仁爱是君子“仁德”的基础，君子仁人在实践“仁德”的过程中，对内应“克己复礼”，“里仁为美”，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对外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进而希望圣明的君主能将“仁德”推行于天下，实现“天下归仁”的社会政治目标。孔子从仁爱的本质出发，指出了君子实行“仁道”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其丰厚的人文内涵，奠定了中华民族宽厚仁爱、知书达理、追求大同的理性精神。 2、佛教的慈悲观和孔子的仁学观，在道德哲学的层面上，都阐述了有觉悟的道德本体所追求的共性价值，那就是“爱人”。 佛教慈悲观的核心，就是以爱心去帮助众生，觉悟众生，解救众生，使众生摆脱生死轮回的苦境，到达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孔子仁学观的核心，就是以仁爱之心待人，以“仁德”塑造君子的理想人格，以仁德的君子去实践“仁道”，从而成为孔子理想中的“仁人”，进而希望仁人志士能够将“仁德”推行于天下，最终实现“天下归仁”的“仁政”目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佛教的慈悲观，还是孔子的仁学观，都要求有觉悟的道德主体，要存有爱心，要爱护人，关心人，帮助人，改善人的生存状况，提升人的生存境界，从而体现出，人作为道德主体所具有的超越动物本能的伦理价值追求，显示出人类摆脱野蛮蒙昧时代后的文明理性精神。所以，佛教的慈悲观和孔子的仁学观都体现了对人的关切，和对人的伦理道德建设的构筑，虽然两者阐述的立场不同，但是，两者都提出了具有人本内涵的核心道德价值，即“爱人”，这是从终极关怀的角度对人的生存发展和价值追求提出的理性导向，是解决人生终极问题的道德价值理论。 3、佛教的慈悲观和孔子的仁学观两者都是实现其最高道德目标的思想基石和根本准则。 佛教的慈悲观体现在佛教是慈悲的宗教，以慈悲观为根本的准则，慈悲精神渗透到整个佛教教义之中。《观无量寿经》说：“佛心者，大慈悲是。”把慈悲作为佛法的核心、佛教教义的根本。《大智度论》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萨见众生老、病、死苦、身苦、今世、后世苦等，诸苦所恼，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后发心求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悲力故，于无量阿僧诋世生死中，心不厌没。以大悲力故，久应得涅槃而不取证。以是故，一切诸佛法中慈悲为大。若无大慈大悲，便早入涅槃。”这段话说明了在大乘佛教中，菩萨本已具有成佛的果位，但不忍看到众生受苦，便生出大慈大悲之心，誓救众生出离苦海，而绝无厌弃之心。所以，可以说，慈悲观念已成为修佛证悟的根本准则和思想基石。孔子的仁学观，首先体现在仁学是仁爱的学说，以仁爱为其核心，以修养仁德、成就仁德为君子之仁道，继而提出了将仁德推行于天下的仁政学说，要求君子无论是在个人的伦理修养中，还是在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中，必须始终坚持仁爱的立场丝毫不变，这充分显示出，孔子仁学观是实践其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理想的根本准则和理论基础。 4、佛教的慈悲观和孔子的仁学观，两者均在中华民族品德的形成中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佛教的慈悲观，作为佛教教义的根本准则，随着佛法的弘传，对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佛教慈悲观相伴而生的有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大乘佛教菩萨行的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拔苦救难的修行观，这些观念，不仅成为佛教徒修行的根本准则，而且也成为世人赞叹和仰慕修习佛法的崇高目标，特别是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具有大慈大悲观念的佛菩萨造像，成为广大信众顶礼膜拜的偶像，而慈悲观念也成为吸引中国士大夫深刻研究佛教，进而反思佛教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民间对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与地藏菩萨有着广泛信仰。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国土，使众生离苦得乐，表现出来的崇高慈悲形象、伟大慈悲情怀，令众多信徒感激赞叹，趋之若鹜；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同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侍从，以慈悲济世，拯救众生为本愿。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解救众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难，随类度化，一视同仁，又应化无方，融通自在，因此，观音信仰无论在中国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中，均极为普遍、深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对诸佛与其他菩萨的信仰。地藏菩萨也是中国佛教重点崇奉的菩萨，他受释迦牟尼的嘱托，承诺在释迦牟尼身后和弥勒菩萨成佛以前的中间无佛时期，现身世间，救度众生。广大信众对这几位佛菩萨的广泛信仰，一方面说明了这些佛菩萨的形象，蕴含了现实生活中信众所需要的关爱与同情，以及内心渴望消除苦难的诉求，而这些佛菩萨所立的救度众生的慈悲誓愿能在心灵深处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而且他们相信，崇信这些佛菩萨定能带来现实的福佑；另一方面，这种广泛的信仰，也说明了广大信众崇拜这几位佛菩萨，已有了深刻的伦理道德认同，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了这几位佛菩萨所具有的平等慈悲、救苦救难、自利利他的修行准则。佛教的慈悲观正是体现出一种普世的博爱精神，而得到世人的钦佩和接受，这种慈悲观念，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它对中华民族品德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诸如博大包容、光明磊落、勇猛无畏、救急救难、慈悲济世、拯救众生等观念都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品德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博大心胸、宽容慈悲、英勇无畏、舍己救人、助人为乐等理性品德形成的基石。 孔子的仁学观，以“仁爱”为本，以追求“仁德”为个人的崇高目标，讲求“克己复礼”，讲求“里仁为美”，讲求“仁者安仁”，在具体的道德修养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成为君子仁人塑造崇高人格的修行准则。孔子关于“仁”的述说，都是在表达如何培养、引发和规范“爱人”这种情感，使之合乎中庸之道，达到理想中君子仁人的德行境界。 首先，在塑造君子仁人的理想人格方面，孔子提出了“仁、知、勇”三“达德”。“君子道者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宪问》）“知”（通“智”）、“勇”和“仁”同是君子之道的不同方面，也是孔子理想人格三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其次，在处理君子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方面，孔子提出了“礼”的观念。“礼”不仅是孔子理想人格的又一组成部分，还是规范个人与社会群体关系的行为准则。“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礼”不仅指礼仪形式，同时也具有安家、治国、稳定社会的本质内容。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具有仁德的君子能够自觉遵守“礼”的规定，以此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参与社会活动。“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他能依“礼”而行，实现了“仁”与“礼”的统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仁”是讲爱人，“礼”则要求尊尊、亲亲，即忠君、孝亲、敬长等。“礼”是在“仁”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是君子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又因此而形成君子人格的重要特征。 由此可知，“仁”、“智”、“礼”相统一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主要内容。这里的“仁”，不仅是仁学中的最高道德价值范畴，它还包含了许多其他的道德内容，是所有这些道德要求的总称。如“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阳货》）君子的全部人格内容都可由“仁”一字而统之。后来，由孔子、孟子奠基而形成的儒家伦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构建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去除其封建性的成分，至今仍具有永恒的价值。总之，孔子的仁学观，以其丰富的内涵，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如仁爱、智慧、勇敢、诚信、文明、礼让，等等，而且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博大仁爱、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追求真理、担当天下的理性品质，并且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