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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的与作用。《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和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学记》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教化才能够提高社会道德水准，树立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风尚。 同样，教育对个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学记》提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实现天下大治，必须加强社会教化，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统治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和发展国家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优先发展教育，教化人民。 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学记》还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出在不同的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学记》提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一提议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 其次，《学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核标准。“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确立年级制的萌芽。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教育原则与方法。《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1.教学相长。《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学记》指出：“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学相长”深刻揭示了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学”因“教”而有所进，“教”因“学”而有所深。这一光辉命题的提出，是《学记》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2.豫时孙摩。“豫”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之谓豫”，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要防微杜渐。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摩”就是“相观而善之谓摩”，就是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孤陋而寡闻”。 3.长善救失。《学记》指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就是说，学生学习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这四种缺陷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做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将缺点转化为优点。 4.藏息相辅。《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二者相辅相成。《学记》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就是强调，业余爱好可以辅助正课学习。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规定动作"学有所成，"自选动作"形式多样，整个教学活动张弛有节、严肃活泼。 5.启发诱导。《学记》提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意思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样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韩愈(公元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焦作孟州市)人。其《师说》是中唐时期，针对当时士大夫骄傲自满、轻浮狂躁、“耻学于师”的现实状况，从而呼吁人们尊师重道。《进学解》通过师生问答的形式，意在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这两篇名著阐发的一些教育主张和观点流传千古。 关于教师的作用。《师说》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说，教师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传道”。韩愈所说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即“先王之道”、“圣人之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韩愈把“传道”放在“受业”、“解惑”的前面，表明他把教育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二是“受业”。“受业”，即“授业”，主要是传授儒家经典，同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进行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三是“解惑”。所谓“解惑”，是指在传道受业过程中，学生会遇到许多不解之事，教师就是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疑惑。韩愈还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他传道。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充分说明了老师的重要性，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老师的重要作用。 关于师生关系。韩愈继承了儒家关于“学无常师”、“不耻下问”的观点，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他还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是春秋时期郯国国君，据说孔子曾向郯子学习政治。离开郯子时孔子感叹：周天子那里已经没有这类人才了，像郯子这样有学问的人，已经散落于四方了。 苌弘是周国人，春秋时代音乐大师。据说孔子曾于前518年和前495年，两次到周国向他求教音乐理论、天文知识以及探讨《韶乐》与《武乐》的优劣、异同。孔子与苌弘的会晤，对他删《乐经》、著《春秋》帮助很大。师襄与孔子是同时代鲁国的著名乐官。孔子弹琴的技艺已经相当好时，仍向师襄学习琴技。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年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当时老子名声很大，孔子曾经从鲁国专门来到周国都，向老子请教“礼制”的问题，并称赞老子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其犹龙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