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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伦理的“儒学化” 道教与儒教“冲突－融合”的情形，与佛教有几分相似，但又不如佛教那么激烈和尖锐；毕竟，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与佛教相同的是，道教在伦理道德方面也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同时，道教又吸收了佛教的不少东西（包括在伦理道德方面）。 面对佛教的挑战，道教徒也撰写了《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父母成道经》等着重阐述孝道的经典。另外，在《太平经》、《抱朴子内篇》、《太上感应篇》、《劝世归真》、《十诫经》、《玉清经》等诸多道教典籍中，宣扬忠、孝以及仁、信、礼等的文字也是随处可见。 在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对忠、孝的宣扬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比如，“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5]116，认为不孝是大逆不道、天地不容。又比如，“人生之时，为子当孝，为臣当忠，为弟子当顺；孝忠顺不离其身，然后死魂魄神精不见对也”[5]408，认为忠孝乃天经地义，不可须臾离身；相反，“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5]406。《太平经》甚至认为，“为不顺忠孝之人，罪皆及其后”[5]685-686。 早期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也讲忠、孝、仁、义、诚，“人为仁义，自当至诚，天自赏之，不至诚者，天自罚之”，“臣忠子孝，出自然至心”，“臣忠子孝，国则易治。……既为忠孝，不欲令君父知，自嘿而行，欲蒙天报”[6]。 在《抱朴子内篇》中，道教理论家葛洪（283－363，一说284－364）更是一再强调行善立功是成仙的重要条件，认为儒家道德（忠、孝、仁、信等）的修炼是成仙的前提和保证。如《抱朴子内篇·对俗》说：“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7]葛洪从而把道教教义与儒家名教纲常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道教的本来面目。 其后，北魏的道教领袖寇谦之（365－448）在崇信道教的北魏太武帝（423－451年在位）和宰相崔浩（381－450）的支持下，全面改造五斗米道，“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按：即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在改造的过程中，寇谦之便吸收了儒家的礼法思想，“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魏书·释老志》），主张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信守五常（仁、义、礼、智、信）（《老君音诵戒经》）。由于寇谦之的改造适应了当时的需要，所以大受魏太武帝的赏识，被授予“天师”、“国师”的桂冠。 由王喆（1112－1170，号重阳子）创立的全真道（又称全真教），主张三教合一，认为三教本来同源，“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诗·学道示人》，《重阳全真集》卷一）。在立教经典上，全真道以《道德经》、《孝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主要经典。王重阳教育在家修道者要恪尽伦常之道，“与六亲和睦，朋友圆方，宗祖灵祠祭飨频，行孝以序思量”，“忠君王，孝顺父母、师资”（《重阳全真集》卷五）。全真道特别强调，忠君孝亲是修炼性命的基本外功，而不孝、不敬和不善之人是不准参加全真道的。 南宋初年创立的净明道，其说以“本心净明”为要，力主“行制贵在忠孝”（《玉真刘先生语录》，《净明忠孝全书》卷三）。净明道直接以“八宝垂训”（忠、孝、廉、谨、宽、裕、容、忍）⑧作为其教义的主要内容，并突出强调忠、孝，“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持纲常”（同上），故自称“净明忠孝道”。这体现了净明道伦理型宗教的特点，同时也是道教伦理“儒学化”的重要体现。 道教劝善书《劝世归真》认为，人既成其为人，天然地应当尽忠尽孝，“人生在世，莫忘忠孝二字。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乃万古不易之理也。吾劝世人，或为忠臣，或为孝人，则不愧为人矣”。《劝世归真》的这种论说方式，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儒家《孝经》的说法。《孝经·三才章》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两相对照，二者如出一辙。为了有效发挥道教戒律的规约作用，《劝世归真》还借文昌帝君之口，专门开出了“治人心病良方”，“忠直一块，孝顺十分，仁义广用，信行全要，道理三分，阴骘多加；好肝肠一条，慈悲心二片，温柔四两，仔细十分，公道全用，和气一团，小心一个，忍耐十分，恩惠多施，方便不拘多少，安分一钱，老实一个。以上十八味药，宽心锅内炒，不要焦，去火性，平等盆内研碎，三思罗兜筛过，波罗密为丸，如菩提子大。每日不拘时服用，和气汤送下。切忌背理、两头蛇、暗中箭、笑里刀、肚内毒、平地风波。只此六件，务须要勤戒。人若难寻此药材，汝心桥下肚家开，不用银钱拿去买，回心铺内觅将来。此方专治男女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敬，亵渎天地圣贤，明瞒暗骗，害众成家，利己损人，刁唆词讼，妄捏是非，逞凶横行，欺贫陷富等症。依方修合，可以延年益寿、灭罪消灾、一生安稳，永保百世其昌”。“治人心病良方”中的一些用语，如“慈悲心”、“波罗密”、“菩提子”等，明显来源于佛教；而其提倡忠、孝、仁、义、信等，则无疑来源于儒家。但道教的这种做法，全然是宗教式的，而与儒门教化之旨判若天壤。有的学者说，“道教这种说教比之儒家伦理，似乎具有更为强大的作用力”[8]，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或许如此。 约成书于北宋初年的《太上感应篇》认为，“欲求长生”，当避恶行善，其中多有与儒家伦理相吻合者。比如，“父母为五伦之首，孝亲乃人道之先”，“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得“抵触父兄”，不得“违父母训”，不得“背亲向疏”，不得“失礼于舅姑”，等等。《太上感应篇》谆谆劝导世人，“立善多端，莫先忠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附带说明的是，《太上感应篇》不但吸收了儒家思想，同时又吸收了佛家思想（连文字都相同）。如佛典《法句经》卷下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敦煌道经残卷《十诫经》所谈训诫有与“五伦”相对应的规定，并且广及忠、孝、仁、信、礼等伦理范畴。如：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臣言则忠于上，于人兄言则友于弟，与人子言则孝于亲，与人友言则信于父，与人夫言则和于室，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弟言则敬于礼⑨。而《虚皇天尊初真十诫》和《玉清经十诫》等，则具有非常浓厚的儒家色彩。前者云，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后者云（引文据《云笈七籤》卷三十八），“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第一戒）；“不得叛逆君主，谋害家国”（第三戒）。《玉清经》所说二戒，是与洞玄灵宝十善中的“一念孝顺父母”、“二念忠事君师”相对应的。 更广泛而言，儒家有“七情”（人的七种感情或情绪）、“十义”（伦理道德的十个原则）的提倡，道家亦倡此说。《礼记·礼运》云：“何谓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十义。……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云笈七籤》卷一百云：“帝（黄帝）始制七情，行十义之教。七情者，喜、怒、哀、乐、惧、恶、欲七情也。十义者，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十义也。”《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亦云，凡修道之人，“其能壮事守善，能如要言：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又特别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这也是道教伦理“儒学化”的表现。 由此可以看出，“儒学化”也是道教伦理最突出的特征。诚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早期道教，除张角、李弘等农民起义所利用的民间道教组织外，其他所有上层道教，都不是作为儒学的对立面，而是作为儒学的辅翼出现的，儒学是他们吸收思想营养的重要来源。如《太平经》强调忠君、孝亲、敬长，《老子想尔注》肯定忠、孝、仁、义，葛洪、寇谦之、陆修静等人更是宣扬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