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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的中学教育改革措施，越来越反对背书，大抵认为能够独立思考、客观分析，比起“死记”大量资料更具有在现实生活中的致用价值。香港《文汇报》发表署名为“潘国森”的文章指出，这个新颖思维绝对与传统概念背道而驰。笔者质疑，常言道：“学以致用”，不学或学而后记不住，又何以致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文章以国文科为例称，假如语文教育理论家能够到香港各大学的中文系做个普查，了解教授讲师对小孩子背书的意见，很大可能会发现本地大学老师绝大多数会认为多背诵经典诗文是提高语文水平的不二法门。 其它课目亦复如此，数学科有大量常用公式要记熟，否则即场推演会很费劲，除非像现时许多考试提供公式给考生依样葫芦，甚至《九因歌》亦非背熟不可。历史、地理等所谓文科固然有许多专有名词要记熟；理科亦不例外，如物理学的定律定理，化学的元素周期表、份子结构，生物学的各种系统等亦然；商科社科的各种概念、定义等都无例外。 记熟最基本的数据，方才谈得上运用、比较和分析，没有准确信息作后盾的“独立思考”必然会流于空虚。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认为：“一个小孩儿起码要背二百首诗，五十篇古文，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了。”以此衡量，我在中学时大抵能完成这个最起码的要求。 文章称，教育改革家可能不大清楚传统国文教育要求小孩儿背诗文的用意，旧日私垫老师也未必能说出过所以然，但是过去的老师尊师重道，他们亲历自己老师的教诲，觉得国文教育理应如此而不会随便质疑行之有效的老办法。现代人太讲理性，反而失去直觉宏观的视觉，自己一时想不透的事，便容易轻率地否定。 背书的过程一般要先看原诗文几次，再读给自己听，或者聆听他人诵读，然后记在脑中，再不看原文而重新覆述，直至无错为止。中间经历读、听、讲的不同步骤，重复训练，怎能说没有用处？我们无从得知大力反对背书的专家自己有没有在小孩儿时期背了二百首诗、五十篇古文；若无，则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写作水平，与背过二百首诗、五十篇古文的人有没有重大的分别。这样才可以得出多一点客观的比较。 不读不背经典古诗文的结果，必会是跟近来许多中国学生出外留学一般的尴尬，当他们跟外国朋友聊天时候，或会发现外国朋友比自己更认识中国文化，自己则不读诗书、不识孔孟、不知汉唐。 背书是好是坏、有益无益，最终还是取决于选取了甚么材料。既然教育专家的祖辈、父辈，甚至自己都背了二百首诗、五十篇古文或更多。如果没有很好的理由，或者这理由没有贴题的证据，还是不要轻率说“背书不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