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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哲学”这个说法和“德国哲学”之类不是平行的名称。“德国哲学”大致是指德国哲学家所写的哲学，用德文所写的哲学；“中国哲学”却不是这样。你明明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但你的工作不属于中国哲学。这的确是种奇特的不对称。我们说到德国哲学，不是说它讨论的是唯德国人特有的概念，它主要倒是在讨论法国人、中国人都关心的概念，它之所以仍然是德国哲学而不是法国哲学，是因为它借助了德语、德国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力量，而这种“借助”是刻意为之还不是刻意为之倒在其次。 这种差异从何而来？这牵涉到我们对哲学活动的理解。哲学是论理的，但哲学与一般论理复有不同，哲学通过对论理概念进行考察的方式来论理。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哲学是对概念的考察。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是概念的自我考察。那么，不仅当我们在讨论柏拉图或哈贝马斯的时候，我们是在从事西方哲学，而且当我们考察经验、宗教、科学、真理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仿佛仍然在从事西方哲学，因为尽管经验、宗教、科学、真理语词是中文词，但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则是experience、religion、science、truth。 反过来，我们平常所称的“中国哲学”，则正用来特指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考察工作。中国传统思想早就形成了很多十分重要的概念，例如道、仁、恕、气、理、器、坐忘、色、空等等。实际上，“中国哲学”名下的工作主要是对这些概念进行考察。 三 中山大学的陈少明是从事“中国哲学”的。2003年年初他到我们华东师大来参加一个哲学会议，发言的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常觉得从事中国哲学的人不是在从事哲学，而是在从事文献考据？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那些基本概念当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研究和诠释中国经典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对中国这些概念的熟稔和深入理解形成了一个中国学人独特的思想资源。然而，如陈少明所感，梳理传统中国“哲学概念”的工作和通常意义上的philosophizing却似乎隔了一层。 面对这样的情形，社科院的赵汀阳提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不能总限于向西方讲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而是要推出关于人类共同永恒问题或人类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使中国哲学成为参加讨论哲学各种重要问题的一种必须被考虑的思路”。6我很同意，中国哲学不能总限于向西方讲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可是摆在哲学家面前的“人类共同永恒问题”，不是数学问题或物理学问题，哲学问题终究涉及概念考察，而概念考察是离不开种种不同的自然语言的。 但既然我们承认哲学是概念考察，为什么考察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概念会显得和哲学活动隔一层呢？我想，这里的关键在于解释与被解释的差别。哲学工作从两个方面牵涉到论理概念：哲学家用来论理的概念，哲学家加以考察的概念。比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我们用以进行诠释的概念，因为后者才是我们正在用来思考的概念。中国传统概念无论多么重要、多么意蕴丰厚，它们主要都是被解释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进行解释的概念，它们主要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正在被用来进行思考的活话语。理、气、器、色、仁，它们曾经充满哲学内涵，也就是说，古人曾经对他们自己所使用的概念进行“概念的自身考察”，而今天，它们却不再是我们使用的概念了。7 然而，不是有很多重要的西方哲学家特别关注古代论理概念的考察吗？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列奥·斯特劳斯，麦金太尔，他们考察logos、aletheia、polis、eudaimon等等。谁会说他们只是在从事训诂而不是在从事哲学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