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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编造这些故事的人以为，“相”是最高的官职，直讲其视为秦汉时的丞相、宰相。殊不知，封建的春秋时代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官职，它是战国晚期王权专制时代才出现的。春秋时代倒是有“相”，所谓的相却不过是礼仪活动中的赞礼人——现在陕西人还把婚礼、丧礼中的赞礼人称为“相俸”。而按照比较可靠的历史记载，孔子倒确实是礼仪方面的专家，他担任的相正是这种相。此相与彼相差着十万八千里，这个相不可能有任何司法权。 至于“司寇”，后人同样错误地想象了其巨大职权，仿佛他就是后来专司司法、刑狱的高官，比如，刑部尚书、大理院院长之类。其实不然，在春秋时代，如果有司寇的话，也只是职位卑微的官员，也就相当于治安官之类的角色，根本管不到身为少正的卯先生。 凡此种种关于相、司寇的说法，都揭破了故事编造的一大破绽: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是具有专制主义观念的人、或生活于专制制度下的人，在想象生活于封建制度下的孔子的观念和行为。这里的专制主义就是法家。徐复观先生经过文献考证认定，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酝酿于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以韩非为代表)，成立于秦政焚书坑儒之世，盛流传于两汉之间……这是与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有密切关联的故事”。 可悲的是，有些儒家人物也被法家专制理念魅惑，而相信并传播这个离奇的故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孔子生活的时代如果按照社会类型划分，属于封建制，跟他们自己所生活的专制政制是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因而，他们想象中的孔子与真实的孔子，比如与《论语》中所展示的孔子，根本对不上号。 如果明白了封建、专制之别，则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的荒唐性就一目了然矣。夏商是什么政制，且置之不论，周却明白地建立了“封建制”，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封建制最典型的特征是权力分散，而不存在集中的王权，因而就没有自上而下授权的官僚体系。甚至可以说，当时根本就没有完整的行政权力，不会有权力那么巨大的司寇、丞相。 当时调节贵族群体内部关系的是“礼”。从《左传》记载某些案件解决过程可以看出，当时的司法——更准确地说是司礼——活动，甚至没有专业法官，而由某些德高望重的贵族担任，且由被告的“同侪”参与——欧洲封建时代都是这样的，而这就是现代陪审团的渊源。彼时，任何人都不可能独自对另一个人做出死刑裁决，那将会引发国家或世家之间的战争。 最可悲的是，到了现代，尽管学者们大谈什么封建、专制，到了孔子那里，却全然忘记这些概念，反而毫无道理地把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孔子，极力地描画出一副专制的脸谱。问题是，孔子不要说支持，他甚至根本无法想象秦以后的那种成熟的皇权专制。孔子所处的时代，大体仍属于封建鼎盛期，王权专制最多只有一点端倪而已。当然，孔子倒确实敏感地意识到了专制的危险，从他之反对土地税、反对铸邢鼎，都可看到他那极其伟大的政治预感；而反专制也正构成了孔子思想的基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