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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联合在高校中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这被人们看作是体教结合的发端。从1987年到2005年，体教结合处于漫长的求索期，其间人们不时能听到“教育系统能否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质疑声音。 近年来，中国的竞技体育赛场上渐渐多了一些特殊人物。 他们从象牙塔里走出，却屡在大赛中摘金夺银；他们一边学习、一边训练，然而取得的成绩并不比职业运动员差多少。 这种独特的培养模式叫做体教结合。20年前，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联合在高校中试办高水平运动队。从1987年到2005年，体教结合处于漫长的求索期，其间人们不时能听到“教育系统能否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质疑声音。 2005年对于高校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年份。在当年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清华大学学生胡凯夺得男子百米冠军，同年的十运会上，清华大学培养出的22名大学生运动员斩获4块金牌和5块银牌。一时间,“清华模式”成为全国体育界的热门话题。人们也由此更加关注：时至今日，体教结合到底进行得怎样？展望未来，这种模式究竟能走多远？ 【背景】举国体制遭遇“肠梗塞”金牌背后一声叹息 提起体教结合不能不提到举国体制。从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到跻身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之林，举一国之力让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的机制带给国人的是数不清的荣耀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与举国体制对应的是高度整合资源的训练管理模式。“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体育界形成了一个从业余体校到体工队的封闭体系。这套训练体系一开始运转得很顺畅，一些工农子弟愿意当运动员，这样可以得到城镇户口，提高社会地位。而且，当时运动员退役后也不愁出路，很多人被安置成了企业职工和公职人员。”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告诉记者。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这套体系渐渐出现问题。”清华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陈伟强说,从事专项训练的业余选手与专业运动员之间的比例是12誜1，这意味着想吃“体育饭”的人群中，只有极少数人能登上塔尖，绝大多数人将成为塔基，业余体校的生源由此受到了很大冲击。 更大的冲击是，在上世纪末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企业用工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身伤病，文化素质不高”的运动员已经越来越难以被用人单位接收。国家体育总局的一项统计显示，我国30万退役运动员中，近80%的人正不同程度地面临失业、伤病、贫困等生存问题的困扰。 “出口”不畅、“进口”减少，原先很平稳的运动员培养体系出现了“肠梗塞”。为解决这个难题，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办了两件事：第一是体工队学院化，与之并行的另一项改革，就是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 “1987年，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在高校中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这是体教结合进入实质性阶段的开始。”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秘书长杨立国告诉记者，按两部委的意图，所谓体教结合，就是要建立一个除传统的体育系统培养运动员渠道之外，以教育系统为主体，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当时全国有59所高校试点办高水平运动队，时至今日，试点高校已经达到235所。 2003年，国家将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外联和组团任务由国家体育总局移交到教育部，这对于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又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此时，清华大学已经在体教结合的路上默默探索了十年之久，由“拔剑四顾心茫然”到在体育竞技舞台上大放异彩，清华大学渐渐摸索出一条依靠教育系统自身力量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新路子。 清华军团：背着书包上赛场 体育在清华历史上占居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历任校领导都对体育工作异乎寻常地重视，梅贻琦、蒋南翔等都是不同时期清华体育发展的“推手”。1957年，蒋南翔在清华体育干部会上发表讲话，“体育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体育不但能够增强人的体质，而且能够锻炼人的意志和毅力，……我希望每个同学在大学毕业后要争取至少为祖国工作50年”。此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口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 “那个时候，在清华园里，每到下午锻炼时间，同学们都走出课堂、图书馆、宿舍，到操场上去……到处都是锻炼的人群，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和青春的欢乐。”清华一位退休的老教师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 从上个世纪初延续至今，顽强拼搏、自强不息、注重体育道德和团队合作以及爱校、爱国的体育精神一直在清华广为传播。良好的人文精神和体育传统，为清华组建高水平运动队和参加高水平竞赛活动奠定了基础。 1994年，清华大学以“体脑平衡、追求卓越”作为指导思想开始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探索实行以大学为基地，横向与体育系统合作、纵向与中小学衔接的“一条龙”培养模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清华目前建有跳水、田径、赛艇、射击、篮球、游泳等26个项目的代表队38支，其培养的学生运动员已在中国竞技体育主战场上全面开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被媒体称为“背着书包上赛场”的清华军团。 “在校、在读、在训”是清华培养高水平运动员一以贯之的原则。清华强调，学生运动员要以文化课程的学习、运动训练的学习、思想品质的学习为主线，系统、完整地接受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个人的运动潜能。用清华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陈伟强的话说，清华培养的是“学生运动员”而非“运动员学生”。 “我们跟普通同学一样归属于一个系，住集体宿舍，上午学习，下午训练，临到考试时也会手忙脚乱。”胡凯到今年已经在清华大学生活了6年，除了大赛之前的集训外，80%以上的时间完全在清华生活。 “‘一条龙’培养模式的优势在于衔接，这既包括训练和学习之间的衔接，也包括大、中、小学在运动人才的选拔、基础训练、中期发展及高水平保持方面的结合。”陈伟强告诉记者，清华从1984年开始在清华附中开办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招收体育特长生。如今，马约翰体育特长班已成为清华高水平运动队的重要选才基地，自2001年以来，已为清华大学输送了王颖、刘天佑等50多名优秀运动员。清华培养的500余名学生运动员中，有近1/3是“马班”出身。 除了“马班”，清华大学每年1月份都会组织一个面向全国高中生的体育冬令营，对具有体育运动才能的好苗子进行测试，这是清华选拔体育人才的另一条重要途径。 “眼镜飞人”是怎样炼成的 2005年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冠军，2005年第23届伊兹密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100米冠军，2005年东亚运动会100米金牌，2006年度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新人得主……被誉为“眼镜飞人”的胡凯堪称优秀。 胡凯是山东青岛人，在高中三年级以前从未接受过专业的田径训练，高三时偷偷“溜”进了高中田径队训练了三个月。2001年，他竟然顺利通过了清华冬令营的“选秀”，并以580多分的高考成绩进入清华。胡凯和同年进入清华的20多名学生运动员被单独编班，学习工商管理专业。平时上午学习，下午训练，每天训练两个多小时。 在中国体育界，相当一部分教练都认为，高强度的训练是取得良好成绩的必要前提，对高校办运动队的一个怀疑是认为其保证不了训练时间。胡凯的教练李庆则认为，训练时间缩短就要求教练抓住质量这一关，让学生加深对专项技能和技术的理解。原来是以时间换奖牌，现在是以效率求成绩。正是在李庆严格而科学的培养下，胡凯学会了在繁重的学业与艰苦的训练中取得平衡，学会了在连续的比赛中保持良好的状态和较高的竞技水平。 男子百米的世界纪录是9秒77，胡凯最好的成绩是10秒27，李庆师徒都对记者表示有信心攀登10秒这座巍峨的高峰，力争取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只要能跑，我就会继续跑下去，实在不能跑了，我希望继续在清华念书。”胡凯这样向记者表达他的心愿。 胡凯被外界称为“眼镜飞人”，而获得过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冠军、目前正在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刘天佑也有“秀才枪手”的美誉。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刘天佑平时过着典型的“三点一线”的生活，教室、训练馆、宿舍，每天都“穿梭”在130发子弹（训练要求的数量）和各种专业的书本中。唯有大赛前，他才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中。 清华射击队步枪教练高静介绍说，射击相对来说是一种“用脑”比较多的运动，其中心理因素非常关键，大赛时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对于学生运动员来说，读书对提高心理的稳定度非常有帮助。“天佑的心理素质比一般的选手都要过硬，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体教结合的培养路子。”高静认为。 “高校要培养出像胡凯、刘天佑这样的运动员，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比如要有专门负责运动队管理、运转的队伍，场馆及训练设施、优秀的教练员，体育科研等。相比其他高校而言，清华在这些方面的优势较明显。”钟秉枢如此认为。 清华的体育场馆设施在国内的高校中是一流的，这成为清华办高水平运动队的硬件基础。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清华大学将体育学科纳入学校学科建设规划。1996年成立了“清华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研究中心”，1998年申请到“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学位点，2003年又申请到“运动人体科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2个硕士学位点和1个“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学位点。较强的体育科研实力和比较完备的体育科研平台确保了一批科研训练成果能够运用到训练中来。 “大学办高水平运动队的一个劣势在于教练员，相当一部分体育教师‘精力’和‘经历’都不够，我们采用培养和引进的方法，实行流动、灵活的聘任制度。”陈伟强谈起运动队的“明星教练”来如数家珍：跳水队的主教练于芬曾培养出伏明霞等多位世界名将；射击队的主教练是有名的女将张秋萍；李庆是留学德国的博士，原来在国家体委专门研究运动训练，对技术的研究和心态的把握让胡凯佩服不已。 清华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环顾世界，凡是在国际竞技体坛中雄踞一方的国家，也往往是能够成功地将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结合在一起的国家。而高等院校涉足运动训练，在国际上早已实行了多年，如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学生在历届奥运会上共获得217枚奖牌，其中金牌104枚，如果将其成绩列入奥运会奖牌榜，该大学排位高居第十。 杨立国告诉记者，我国在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历史还只有20年，整体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并存的局面。 第一种模式是高校直接引进退役运动员。可是，这些运动员已经不愿意再训练，只想多充电学习，不少高校由此大呼“上当”。第二种模式是体工队和高校联合办队。通过这种模式“上大学”的几乎都是现役专业运动员，他们基本上是挂着学籍而不上课，到最后往往拿一个“注水”的文凭。随着高校对办学质量要求的提高，采用这种模式的学校正逐渐减少。第三种模式是高校直接招收运动水平比较高的体工队青年队员、体校队员，在招生政策方面享受国家给予的优惠。第四种模式则是高校跟中学、小学直接挂钩，形成教育系统内部的独立培养体系，比较典型的就是清华大学。 “‘拿来主义’的培养模式在体教结合初期较为普遍，但这不是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主流方向。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大中小学‘一条龙’，以育人为本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模式才是体教结合的最好体现。这种‘一条龙’体制是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特色与根本所在，是我国课余训练和高水平运动队发展的方向。”杨立国认为。 陈伟强说，清华办高水平运动队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在于“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告诉人们“风物长宜放眼量”，除了举国体制，体教结合这条路子也是可以成功的。 实际上，举国体制的两大弊端：残酷竞争导致的“塔基”现象以及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不高的问题，在“清华模式”下都得到了较好地解决。 胡凯班上有20多名同学，时至今日仍在训练、在体育竞技舞台上驰骋的只有胡凯一个人，然而别的同学并不愁出路，有跟普通学生一样应聘工作的，也有读研的。张弛就是本科毕业后，先到清华射击队做领队助理，两年后再读研。 国家体育总局一位专家告诉记者，我国专业运动员训练时间之长、教练数量与运动员数量比率之低、支持辅助人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清华大学将体育科研渗入运动训练，减少训练的盲目性，剔除无效劳动，变粗放训练为集约训练，这无疑也有利于加速我国训练科学化的进程。 体教结合难在哪里？ 清华大学跳水队是清华高水平运动队的“王牌”之一，自1997年建队以来，其培养的学生运动员获得过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等多项冠军。 然而在2005年，一起“王鑫出走”事件却将清华大学跳水队卷入了一场风波。来自武汉的王鑫原系清华大学跳水队队员。2004年，王鑫突然失踪，继而成为天津跳水队的注册队员。随后，清华跳水队状告王鑫的母亲何蕙擅自带走签约队员。家长申辩说，王鑫在清华大学跳水队一直没有进行运动员注册，基本没有参赛机会，这是她带孩子离开的主要原因。 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竞技体育的一些规则。按照有关规定，不论参加全国锦标赛的单项比赛，还是参加全运会或世界比赛，运动员都必须是注册人员，才具有参赛资格。注册，相当于给运动员报户口，在哪里注册，运动员就要代表哪里参加比赛。而注册单位的身份和级别，决定了运动员可能参加的比赛范围和级别。 1998年到2001年，清华大学跳水队被允许双重注册。这意味着，队员们既可以以清华大学跳水队队员的身份注册，参加大学生赛事，同时也可以以某省、市、区队员的身份注册，参加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等比赛。 2001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突然下发跳水运动员注册新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在一个注册年度内，一名运动员、教练员只能注册一个单位，运动员只能代表其注册单位参加比赛。 这个规定对于清华跳水队来说影响深远。清华的跳水队员中，由地方运动队委托培养的，若注册在清华，只能代表清华参加比赛，而不能代表所在的省、市、区。对那些由清华从小培养的小运动员们来说，如果他们注册在清华，就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参赛机会。正是由于没有或缺少参赛机会，导致2001年后清华跳水队和队员家长以及省级地方队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 清华跳水队副领队韩标告诉记者，注册问题后来得到了妥善解决，清华跳水队又可以双重注册了。 历史虽然翻开了新的一页，但“王鑫出走”事件仍然留给人们深深的思考。体教结合可以说是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之间的合作，两个系统形成合力、共享资源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是体教结合的初衷。“然而目前是两套体系并行，高校在开始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管理体系照常运行，围绕奥运会、全运会、城运会等一系列运动会，选拔选手、组织比赛这些关键环节都是由体育部门操办。于是出现了进入大学系统的运动员缺乏独立的比赛体系的现象。”钟秉枢认为。 国家体育总局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大学要真正发挥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作用，需要教育、体育部门打破壁垒进一步合作。 在发展中，目前清华体育代表队形成了几种运转良好的模式：射击队与国家体育总局射击运动管理中心合作创建，并纳入国家射击集训队管理体系，所设立的运动项目是国家队训练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队十个训练班中，其中一个就是清华班。田径队则采取队员注册在各省市区队的模式，代表省市区队参加国内的大型比赛。 “如果说高端层次的体教结合，难度在于两套体系之间的交锋与磨合，那么与中小学阶段的体教结合则显得更为艰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守建认为，目前普通中小学并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完成培养运动员的系统工程，一些中学的体育课程尚且难以保证，更谈不上“亦读亦训”培养学生运动员了。 而业余体校，作为举国体制的基础，这些年来一直走得有些蹒跚。北京市西城区一所业余体校的老师不无忧虑地说，现在业余体校都是在和普通学校“抢孩子”，普通学校对业余体校的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而家长在寄予希望的同时，也害怕“亦读亦训”影响了学习，对业余体校能否给孩子带来美好的未来疑虑重重。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相当一部分家长认为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也就不愿意把孩子学习的时间让位于体育。”杨守建对中小学阶段的体教结合不甚看好。 记者手记：金牌不是唯一标准 20年来，对于体教结合的赞扬声和质疑声总是随着学生运动员在赛场上的金牌数量变化而此消彼长。人们总是希望听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成功还是失败？如果弄清楚了体育和教育为什么要结合，我们也许就不急于给体教结合盖棺定论了。 笔者曾听一位专家说，体育和教育不存在结合问题，教育本来就是要全方位育人，体育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参加体育锻炼，不仅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全面成长。如果说，体育和教育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那我们今天谈体教结合意义何在？ 其实，体教结合真正的内涵是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合作。相当长一段时间，举国体制是在举体育系统一个系统之力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其弊端是显然易见的，青少年本应用来学习的时间大量花在了训练上，金字塔尖上的灿烂笑容有着难以掩隐的忧伤。 如同一台庞大的机器，“业余体校—体工队—国家队”的模式高速运转了几十年，早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管理训练体系和比赛机制，而教育系统在办高水平运动队之初，经验不足、人马不壮、威信未立。此外，一个注重竞技体育的结果，一个注重育人的过程，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的联姻起初并不被看好。 高校运动队这个新生儿从第一声啼哭开始就担负着千钧重任。人们都在观望，这种模式能解决好训练和学习的矛盾吗？带来的是“双赢”还是“双输”？20年太短，但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今天交出的成绩单至少说明了一件事：以教育系统为主体，大中小学“一条龙”，以育人为本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路子完全行得通。 可是，教育系统要办运动队很难，要走的路还很长。从目标上说，体教结合仅仅注重育人而不去管比赛结果就可以吗？只满足于大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游离于中国竞技体育主战场之外的体教结合算成功了吗？这，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高校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离不开好苗子，可是在中小学阶段要做到体教结合谈何容易。如果整个社会应试风气不扭转，教育要挤出时间给体育，不仅学校不愿意，家长也不同意，而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去挖掘和培养，再闪亮的金子也会被掩埋在沙石中。由此可见，“一条龙”培养体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成才观、教育体制等方方面面，尤为艰难。 体教结合作为举国体制之外培养运动员的一条新路子，任重而道远，行亦难，难亦行。“找准定位、抓住源头、理顺关系、建立体系”，这是近年来体教结合应该做到的。而有着“批判欲”的我们对体教结合也不必过于苛求，体教结合着眼于运动员综合素质的提高，金牌不是检验体教结合成绩的唯一标准。我们评判体教结合，除了看金牌，也要看是否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是否有利于学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体教结合的独特魅力所在。（王亮） 【专家点评】 体教结合前景广阔 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秘书长杨立国认为，20年来，无论是从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还是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方面来看，我国高水平运动队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从200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组队任务由国家体育总局全面移交教育部以来，基本上实现了世界大运会的顺利交接。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成功晋级职业联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排球队打入甲级联赛，这些成绩都说明，在举国体制之外，体教结合的模式是有成效的。 “尽管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高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20年来，高校培养出的顶尖运动员不多，体教结合在社会上的认可程度不高，我们不能不细究其中的原因。”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说。 钟秉枢认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一些高校对接收高水平运动员的重视程度不够，有的甚至把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看成是一种负担。在不受重视的情况下，目前高校没有形成从训练到科研到后勤的一套培养保障体系。从未来的发展来说，首先，高校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应提高，体育应进入高校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在资金、时间、人员以及科研上有保障。其次，对高校的专业运动队，应鼓励创新，不应是金牌导向，而应以人为本，探讨在高校的环境中如何用科学的思维和手段进行训练，探讨如何变粗放训练为集约训练。 杨立国认为，体教结合20年来的实践得出了一条重要经验：大学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必须在大学的环境中，辅之以科研，靠转变观念、提高教练素质和训练水平来求得发展。 作为体教结合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中小学阶段的体教结合该如何进行？钟秉枢建议，应将业余体校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回归国民教育系统，这对于体教在低端的融合非常关键。此外，在普通中小学尝试体教结合，探讨如何科学合理地安排学习和训练的时间，在这个基础上培养学生运动员，也是一条好路子。（李小伟） 【相关链接】 国外如何“体教结合” 目前，世界上许多竞技体育强国都实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多轨制，实施“体教结合”。 依照1978年颁布的《美国业余体育法》，美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是以学校为中心，依靠学校的业余训练培养后备人才；中学是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摇篮，有1/3的学生成为培养对象；大学是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高级阶段，大学生运动员是美国竞技体育队伍的主要力量。在各自的体育项目管理上，学校享有最高的管理权限。美国为保障运动员享受与其他人同样的教育权利，还以法律形式对他们的行为、学习水平、学习总量进行严格规定，以确保他们具备良好的文化职业素养。 在德国，体育俱乐部是德国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发现体育天才的任务由体育俱乐部、学校、各级体育协会和州政府共同承担。 总体而言，政府与社会相结合、体教结合、科学培训已成为各竞技体育强国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总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