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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思书探原 子思书的原始状态如何？文献不足，不可具考。 笔者曾将子思学派文献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原本《中庸》[7]、《表记》、《坊记》、《缁衣》四篇，它们属于《论语》类文献。第二类为子思的著作。《五行》、《天命》皆作于子思，分别代表子思早期和晚期的思想。另外，郭店简《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思想较为一致（《穷达以时》为子思言论，见下文）；《忠信之道》将忠信归结为仁义，显然与《五行》有内在联系。故这两篇很可能亦为子思言论或著作（也有可能是子思门人的著作）。第三类是各种典籍所载子思言行。这类文献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其中包括子思门人的记录，如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为子思与鲁穆公的对话；竹简《穷达以时》杂有孔子语，可能是子思对孔子思想的阐述。故此二篇当为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论，性质相同。它们的竹简形制一样，亦可证之。这些记录当然是可靠的。其次，《孟子》、《檀弓》等先秦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其可靠性也毋庸置疑。至于秦汉以后儒书，包括《孔丛子》的有关记载，就难免久传失真、鱼目混珠了。第四类为子思门人的著作。《大常》、《尊德义》、《有性》、《求心》、《六德》五篇不但竹简形制一样，而且思想一贯，当出自一人之手。《大常》曾引用《坊记》，故作者晚于子思。另从思想上看，此四篇上承子思，下开孟子。故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此外，世传本《大学》亦作于子思门人。[8]那么，在这四类中，究竟哪一类原属子思书呢？ 既然在南宋之前子思书有一个从祖本到新编本再到重辑本的演变过程，所以我们讨论子思书的原始状态，应该有一个标准。祖本最称原始，固然是最重要的根据。新编本宜得其真，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而重辑本既为后人辑录，已失本态，自不足为据，顶多可列为参考。 依照这个标准，可以肯定第一类和第二类原属子思书。 关于第一类，首先，如上所述，此书最初称为《中庸》，乃以首篇之名名全书，也就是说，《中庸》本为是书首篇。 其次，《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对于这种说法，后人多持怀疑态度，以为这几篇不过是后人之假托。现在郭店竹简的出土，证明上述记载是完全可靠的。一方面，《缁衣》就是郭店竹简的一篇。另一方面，郭店竹简《大常》篇的一段文字又见于《坊记》。从行文看，显然是《大常》引自《坊记》，这说明《坊记》的成篇早于《大常》。沈约之语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他将《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并称，说明这四篇文献性质相同。二是，他明言四篇"取《子思子》"。虽然他所见到的为七卷重辑本，但其编者当有所据。 这几篇悉为孔子语。有些人虽然承认这几篇出自子思书，但认为其中的孔子语为子思所假托。其实，对此子思子本人早已交待得很清楚：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丛子·公仪篇》） 这句话出自《孔丛子》，所记当有根据。鲁穆公所说的"子之书"当然指子思书，即当时的《中庸》。故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子思书的确包括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孔子语当时就被怀疑为子思假托，而子思早已予以驳斥。 另外，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刘×说，《缁衣》为"公孙尼子所作也"，则沈约之说又未必可靠。对此，蒋建侯指出："按黄以周考证，《意林》所录《子思子》有合于《表记》者一条，合于《缁衣》者一条；《太平御览》所引《子思子》，有合于《表记》者一条；《文选注》所引《子思子》，有合于《缁衣》者二条。沈约之言，固信而有徵矣。"[9] 关于第二类，首先，从道理上说，作为有卓越成就的思想家，子思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著作。既然如此，则不管子思本人，还是后人，不将子思著作纳入史载作于子思的《中庸》四十余篇和以其名字命名的《子思》二十三篇，是不可思议的。 其次，据笔者考证，今本《中庸》大致由两篇构成，一篇为原本《中庸》，另一篇为子思佚篇《天命》。《礼记》编者既然两这两篇合编在一起，说明它们本来都出自子思书。 《缁衣》和《五行》分别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而在郭店简中，此二篇竹简型制相同。这是两篇同出一书的显证，也是两类同属一书的显证。从这种现象看，在郭店简制作的时代，《中庸》已编辑成书。 至于第三类和第四类是否原属祖本或新编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郭店简显示，《鲁穆公问子思》的竹简型制不同于《缁衣》和《五行》，似乎说明第三类不属祖本。新编本是在祖本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类既不属祖本，就很可能也不属新编本。不过，如上所述，第三类已被七卷重辑本收入，则是可以肯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