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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易传》成书于战国以后的观点 主张《易传》成书于战国以后，与孔子无直接关系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亦源于不了解《易传》的构成。 欧阳修论证《易传》晚出的主要理由，是该书中有五种说法相互抵牾。他说： 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圣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者。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易童子问》卷三） 在欧阳修所引的两段《文言》中，一段在《乾文言》第一节，乃古《文言》佚文，一段在《乾文言》第五节，乃孔子的《乾坤大义》佚文。它们非出自一人，自不待言。至于河图为何物，现已难究其真。欧阳修据汉人之说谓"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甚为不妥。从《论语》看，孔子确实非常重视河图，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因而，《系辞》称河图，反而更进一步证实它与孔子的密切关系。关于《系辞》"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一段和《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一段，我以为是孔子从不同角度论述《周易》的形成和构成。《周易》含有许多因素。在孔子看来，其"象"源自伏羲仰观俯察，其阴阳变化和数的成分则源于占蓍。因而，此二说者，并无抵牾之处。 欧阳修还说，《系辞》、《文言》、《说卦》而下多"繁衍丛脞之言"，"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易童子问》）李镜池先生则指出："《易传》中，别的传都是很有系统，很有条理的，只有《文言》《系辞》是’杂拌’。《文言》虽说经过某个编者的组织，却并不高明。《系辞传》简直就是零片断简，东一段，西一段。" [1]朱伯 崑先生也发现："就今本《系辞》说，文意有重复，有错简。有些章节，上下文之间，并无联系。其中对’亢龙有悔’的解释，与《文言》同。"[2]我认为，这种现象是由其《论语》类文献的性质决定的，今本《论语》不也是这样吗？ 欧阳修之后，对《易传》晚出说作出详细论证的，有清人崔述。除了上章引述的外，他还说： 《春秋》，孔子所自作，其文谨严简质，与《尧典》、《禹贡》相上下；《论语》，后人所记，则其文稍降矣；若《易传》果孔子所作，则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今反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何耶？……孟子之于《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于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遗余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后通于《易》者为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则其所自为说也。杜氏《春秋传后序》云："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余按：汲冢《纪年篇》乃魏国之史；冢中书，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师子夏，子夏教授于魏久矣，孔子弟子能传其书者莫如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于孔子而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者无疑也[3]。 对于崔氏的论证，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其一，就文体而言，《春秋》为编年体，《论语》为记言体，所以它们显得简质。但《系辞》和《文言》中有孔子的佚文，这些佚文为著作体，当然显得更加严密。再者，一篇文字是简质还是繁芜，出自读者自己的体会，往往因主观而异。如崔氏在此处说："若《易传》果孔子所作，则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今反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既然《易传》"出《论语》下远甚"，而《易传》又"大类《左传》、《戴记》"，则《左传》、《戴记》亦必"出《论语》下远甚"。但在另一处，崔氏却说："战国之文恣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4]一处说"远甚"，一处说"颇近"，岂非出自崔氏主观需要？既然《易传》"大类《左传》"，而按照后一说法，《左传》又"颇近《论语》"，则《易传》亦"颇近《论语》"，这岂不是说《易传》早出？ 其二，关于孟子"无一言及于孔子传《易》之事"的问题。孔子"晚而好《易》"后，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在《易经》和早期《易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易说，对此，就连子贡这样的高足都难以接受（见下文）。所以，作为孔子数传后学的孟子不言孔子传《易》之事，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其三，关于汲冢竹书没有《易传》的问题。古人把哪些书作为随葬品，取决于各种具体情况。汲冢中有《易经》而无《彖》、《象》、《文言》、《系辞》，不足以证明其时其地没有《彖》、《象》、《文言》、《系辞》，这就象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易经》而无《彖》、《象》、《文言》，不足以证明其时其地没有《彖》、《象》、《文言》一样。所以，杜预"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远国"，属于臆测。 冯友兰先生论证《易传》非孔子所作，而是战国时期作品的主要理由是《易传》的思想与今本《论语》不合。他说： 《易》之《彖》、象》、《文言》、《系辞》等是否果孔子所作，但将《彖》、《象》等之哲学思想与《论语》比较，便可解决。《论语》中孔子对天之观念，如"获罪于天，无可祷也。""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吾谁欺，欺天乎？""噫！天丧予！天丧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说之天，完全系一有意志的上帝，一主宰之天。但主宰之天在《易》《彖》、《象》中无地位。《易》所说之天，如"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时乘六龙以御天。""天地以顺动。""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此类语中之天或乾，不过一种宇宙力量，至多不过是一个"义理之天"，乃自然主义的哲学。一人之思想，本可以变动，但决不能同时对于宇宙及人生持两种极端相反之见解。上所引《论语》之言，未必皆孔子早年所说，亦不能以一人早年晚年思想不同为解释。孔子所讲，本只及日用伦常之事，观《易·文言》等，凡冠有"子曰"之言，几乎皆言道德者，更可知矣。至其对于宇宙，大概全接受传统之见解，盖只以人事为重，此外皆不注意研究。故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故认《论语》之言为孔子所说，又认《易》《彖》、《象》等为孔子作，是将孔子陷于一矛盾之地位[5]。 冯先生这种以《易传》的思想与今本《论语》不合来否定孔子与《易传》关系的方法，影响很大，至今仍为不少学者所沿用。 应该指出，《彖》、《象》等为孔子之前的早期《易传》，它们当然未必合孔子思想，这是另一回事。但如果以今本《易传》中的孔子易说不合今本《论语》为由而否定其与孔子的关系，那就值得辨析了。 事实上，今本《论语》中的"天"是否为冯先生所说的"完全系一有意志的上帝，一主宰之天"，尚未定论，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早在西周初期，人们就对天命鬼神观念发生了怀疑，而孔子思想正是在西周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可以说是人文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人文主义的前提是对天命鬼神观念的否定。因此，要说建立了一套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孔子相信天命，并把天当作有意志的上帝，恐不合情理。另外，《论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中的"天"字显然不能理解为"一有意志的上帝，一主宰之天"，显然是冯先生所说的"一种宇宙力量"。 至于冯先生说："一人之思想，本可以变动，但决不能同时对于宇宙及人生持两种极端相反之见解"，恐亦未必允当。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如康有为、吴虞等人的早年和晚年不是持完全相反的世界观吗？ 孔子晚年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大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由"晚而好《易》"所致。对于这种转变，不但我们今人感到难以理解，从帛书《要》篇孔子与子贡的对话看，这连孔门高足子贡也感到不胜疑惑。所以孔子料定："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现在以《易传》中的孔子易说与今本《论语》不合来否定其与孔子的关系，不正应了孔子的预言吗？ 我认为，孔子一生的思想演变实由礼学而仁学而易学，分属其早年、中年和晚年。也就是说，他的早年和中年侧重人事，晚年侧重形上学[6]。今本《论语》主要反映了孔子的形下之学，今、帛本《易传》主要反映了孔子的形上之学。 但是，这并不是说孔子早年和晚年"对于宇宙及人生持两种极端相反之见解"。其实，孔子早年、中年、晚年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孔子晚年思想是在为其早年和中年思想寻找形上学的依据，是早年和中年思想的深化和提升，当然亦离不开言道德。不但如冯先生所说，"观《易·文言》等，凡冠有’子曰’之言，几乎皆言道德者"，而且其他未冠有"子曰"的孔子易说，亦多言道德。 据李镜池先生《易传探源》一文[7]推测，《易传》七种十篇皆成书于秦以后，但他的论证显得相当薄弱。如他论证《彖》、《象》成于秦汉间的主要理由，除转引崔氏《象》传引曾子语之说外，便是：《象》传的思想"可以从先秦儒家典籍中找出它的根据来，尤其是《论语》。……我们说《象传》作者的思想纯粹是儒家思想，大概不会错。""不特《象传》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就是《彖传》也带儒家色采。""不过《彖传》作者并不是纯粹的儒家。……他多多少少是受过道家影响的。我们因这一点看出《彖传》非孔子作的证据来；因这一点看出它与《象传》不出于一个作者；也可以因这一点说它出于七十子之后，以至在孟子之后。"事实上，从《彖》、《象》与儒道思想的相通，我们固然还可以怀疑它们可能晚于儒道的建立并受儒道思想影响，但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怀疑它们亦可能早于儒道的建立并成为儒道思想的来源呢？ 李先生论证《系辞》、《文言》在史迁之后、昭宣之前的主要理由是："当我们读《彖》《象》二《传》，只知道《周易》除卜筮之用以外，原来还有点伦理教训、政治哲学的价值，到我们读《系辞传》时，就不禁惊叹《易》道之’神’’通’’广’’大’了。把《易》捧的这么高，恐怕非到了《易经》坐了《六艺》第一把交椅之后是办不到的。这就是说，《系辞》中这些话当产生于汉武之后。"而"《系辞》与《文言》是同时代的，说不定《文言》是从《系辞》分出来的。"其实，撇开《系辞》，从其他先秦文献中可以看出，孔子对《易》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如《论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在帛书《易传》中，孔子对《易》的评价丝毫也不比今本《系辞》低。因此，不可因《系辞》对《易》的评价高而推测它产生于汉武帝之后。另外，今本《系辞》的大部分又见于帛书《易传》，而从上章的考证看，后者乃先秦文献，这个事实等于否定了李先生关于《系辞》、《文言》成书时代的推测。 至于李先生根据"京房《卦气图》与《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南方之卦也……’的说法合"来推断"他们作了《说卦》放在《易传》中，又在《孔子世家》添上’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一句，以提高自己学说的价值"等等，更属臆测，缺乏根据。 李镜池先生还说："《彖》《象》二《传》的著作年代，……大概以作于秦汉间为最可能。秦皇不是推行新政策，焚书坑儒吗？只有《周易》以卜筮之书没有殃及，儒家既把它尊为’经’典，所以在这独存而不禁的书上做功夫，把儒家思想附存上去。那时的作品，当不只这两《传》，不过这是幸存的完整的两篇，其余象《文言传·乾卦》四段文字中’潜龙勿用，下也’及’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两段，跟《象传》很相近，恐怕也是同时代的作品。"对于这种看法，郭沫若先生除全表赞同外，进一步认为："大抵《彖》、《系辞》、《文言》三种是荀子的门徒在秦的统治期间所写出来的东西。《象》是在《彖》之后，由别一派的人所写出来的"；"秦始皇的二十六年并六国的时候，大约荀子是还存在的。秦始皇的三十四年听从了他的弟子李斯的建议，焚毁《诗》、《书》、百家的著作，并且以严刑禁止挟书。第二年又有了坑儒的惨祸。在那样的统治学术思想的高压政策之下，春秋、战国以来的盛极一时的学者，特别是受荀子影响的’善为学’的兰陵人，究竟往那儿走呢？秦人焚书，对于几种书籍是视为例外的，便是关于’医药、卜筮、种树’的那些书。这儿不正好是那些学者们的安全瓣吗？《易经》本是关于卜筮的书，学者们要趋向到这儿来，正是理所当然的事。大部分的《易传》之所以产生，而且多产生于受了荀子的感化的楚人之手，我相信是由于有这样的机缘。"[8] 看到这些意见，我不禁要问：《易传》虽为解释《易经》的著作，但其本身与卜筮关系不大，更不是卜筮之书，秦代允许它存在吗？私学为秦人所禁，而《易传》如在秦代成书，必为私学，它能为统治者所容许吗？秦代严禁百家语，尤其儒家学说，而《系辞》、《文言》屡称孔子语[9]，这在当时是可能的吗？如此等等，恐难自圆。 李镜池先生在引用《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一语后说："这一句颇重要：第一，可见孔子没有拿《易》来教；人说孔子以《六经》教弟子，恐怕在西汉才有这个说法。第二，’孔子晚而喜《易》’一段文字，插在这里虽然可以，但与上下文没有关连，竟成为一节独立的文字。故这段文字若不是错简，定是后人插入。" 应该指出的是，李先生在引用《史记》时，略去了其后一句很重要的话："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对此，金景芳先生认为，这"说明《诗》、《书》、《礼》、《乐》是普通科，人人共习。六艺则不然，其中有《易》和《春秋》二书，是具有高深理论的著作，非高材生不能通。故在孔子弟子中身通六艺者只有七十二人。"[10]金先生的说法是符合情理的，而李先生认为西汉才有孔子以六经教弟子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需要补充的是，孔子早年尚未学《易》、作《春秋》，其教授科目盖只有《诗》、《书》、《礼》、《乐》，久而久之，将四者并称便约定俗成；而《易》、《春秋》为孔子晚年所治，故常常不与前四者并称。这也是有些古书不将《易》和《春秋》同《诗》、《书》、《礼》、《乐》并称的原因。 今出土于战国中期楚墓中的郭店简屡将六经并称，李镜池、郭沫若之说不攻自破。 另外，李先生因"孔子晚而喜《易》"一段文字"与上下文没有关连，竟成为一节独立的文字"而断定"这段文字若不是错简，定是后人插入"，也是不太慎重的。我认为。《孔子世家》将此段与孔子序《书传》、删《诗经》等段排列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它们都是关于孔子整理古文献的内容，不能说此段"与上下文没有部连，竟成为一节独立的文字"。应该承认，《孔子世家》对于孔子返鲁以后的叙述，多为孔子的性格特点和长期所从事的事业、主要业绩等内容，因而结构较为松散，难道我们可以因此而怀疑这部分都"若不是错简，定是后人插入"吗？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判定《易传》作于战国以后，还有一个现象难以解释。孔、老以后，思想家多有姓名可查。《易传》建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且为先秦两汉学者广泛征引，必作于一流思想家，但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些思想家的姓名呢？答案只能是，《易传》的时代不可能晚于孔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