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西南联大领导人，左至右：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更致命的是，它处在旅游景点比人口还要密集的云南。香格里拉、丽江、大理……这些气势汹汹的名字牵绊着旅行者们的脚步，在它们面前，云南的首府昆明也不过沦为一个转机大厅，纵然时间充裕些的游客们，也只是忙于寻找牛肝菌和过桥米线，不会在意一具连新版地图上都没标注出来的西南联大死去的躯壳。 整理行李时发现，我的背包的夹缝里，被旅行社雇佣的小孩争相塞满了小广告。在那些怡红快绿的华美纸片上，连绵的雪山随着纸面的褶皱起伏，彝族少女裹着裙子笑餍如花，旖旎的花市之外，泸沽河一路升腾，涌向天际。然而，在荒凉的大地上，我没有看到那些像天神一样开垦耕耘的人们的身影。那座曾被称作西南联大的学府，和他们的犁一道，沉入香格里拉永不散去的晨雾中。 三 西南联大在战火中顽强地生存着，这一切被无声定格在西南联大纪念碑里。它孤独地躲在树阴深处，直抵云天。它的正面是西南联大作别云南时，冯友兰先生代为书写的离歌。它的背后，则刻着参加抗战的八百学子的姓名。这是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却也因为时间的磨砺而变得足够扑朔迷离。 许多学生甚至尚未毕业就投笔从戎，校方承诺，他们随时可以回来复学。最大规模的一次参战潮，发身在1943年，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参军抗战，西南联大1944年的几乎所有男生毕业生，都应征入伍，为盟军担任翻译。 战争直接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也让人们走向歧路。 1942年，穆旦离开西南联大参加远征军，在野人山死里逃生。与大部队失散之后，“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一度断粮达八日之久，在原始森林里孤独的五个月里，他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能靠双脚走到印度。战争结束后，穆旦回到西南联大，却绝口不提野人山中的经历。他的朋友王佐良说，“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穆旦的诗风在走出野人山之后发生剧变。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义无返顾地决定回国。然而，他逐渐发现，在野人山都可以写诗，现在，环境却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写诗，他潜心于翻译，他的本名“查良铮”取代了笔名“穆旦”而被人铭记。然而，1958年，法院还是跑到南开大学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接受机关管制”。随即，穆旦的声音消失在中国民歌运动的喧嚣中。直到1980年，《诗刊》刊登了穆旦的遗作，读者们才知道，诗人已经在三年前去世。去世前，他疯狂地翻译国外作家的作品，最后，他虚弱而迷惘地对夫人周与良说，“该译的都译完了。译完了又去干什么呢……”重新发现穆旦的工作留给了他西南联大的同学们，十几年后，《穆旦诗全集》终于列入出版计划，王佐良为它写下序言，终于也放心地告别了人世。 有一个不存在在碑文上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1937年，抗战打响，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大二学生黄仁宇入伍，他没有随学校迁往云南，却随着部队飞越驼峰，降落在缅北的土地上。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写作。在反攻缅甸的战斗中，黄仁宇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这个嗅觉敏锐的年轻人倾向于一种新的书写方式，他将目光从高级长官移向普通士兵，在和普通士兵的战斗和生活中，发现更生动的景象。“枪响炮飞之下，许多蝴蝶还在树林内来去；一场剧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他对战争进行了适当的虚构和渲染，每一篇报道都像一个完整的传奇故事。这些半小说体式的战地通讯，在1945年结集出版，成为黄仁宇的第一本著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原本可以返回南开大学读书，甚至见证西南联大最后的时光，然而，他最终选择了远走美国，成为后世研究者言必称之的重要学者。 两则传奇般的人生，走向的却是两条路，收获的自然也是两种结局。在这些传奇背后，屹立着更多平凡的西南联大学子。 在昆明家中，彭国涛先生扶着沙发坐下，他正是1944年应征入伍的那批毕业生中的一员。为“飞虎队”也就是后来的美军十四航空队做翻译。1945年7月，他奉命带一批地勤人员到美国一个空军基地学习修整飞机，到重庆待命，等待出国。9月，日本投降，国民党空军开始向解放区进攻，彭国涛偷偷跑回昆明，回到当年在联大读书时兼课的中学，执意做一名中学教师，组织学生运动。他曾在1948年“7?15”时被特务追捕，远遁香港，仍然在次年执意回到云南参加解放战争。两次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名战士，依然难逃在文革中被批判的命运。六十年后，当他向我描述那些疾逝的岁月光影，言语却静如止水。 “我的名字就在纪念碑上”，他愉快地告诉我。 在曾经访问过彭国涛先生的云南二战专家戈叔亚记忆中，纪念碑却一度被乱草掩盖。1979年，戈叔亚考上云南师范大学，在杂草丛中发现这块碑时，它已多年疏于保护。每天上课下课，戈叔亚和他的同学们都从刻有西南联大铭文的碑前走过，却从来没有人暗示他们，你们就是西南联大的后人。戈叔亚喘着粗气，你信不信，那种荣誉感真的能激励很多人。  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图书馆 那时，戈叔亚就已经对二战历史产生兴趣，不过，他的研究重心在太平洋战场。他学了四年历史，在腾冲当过兵，却始终没有人告诉他，就在他的家乡，曾上演过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抗战。工作后，有一次出差，他在乱坟岗上看到石匠们在敲打、雕刻一些墓碑，不禁上前询问，那是正被重新修整的国民党阵亡将士公墓。他们曾为国家浴血奋战，连生命都丢在这片土地上，文革时，他们却连在墓碑上留个名字的权利都失去了。那些被磨去的名字，正重新嵌进石碑的肉体。老乡向他讲起滇西抗战的种种，戈叔亚突然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这么多年，原来根本就不知道历史，就在家门口被埋葬的历史。他急了，问老乡，为什么以前我不知道。老乡说，过去干部不让说。不久，戈叔亚辞职，四处寻访老战士、战争遗址，哪里发现战场，就马上到现场，见当事人。他觉得自己分明走火入魔了，却又没有悔意。他坐在我对面，右手握拳兀自地在空中挥舞着，人们都应该知道这段历史。 人们也应该都知道西南联大的历史。戈叔亚的手按在桌子上，述说这座让他景仰的学府，“光辉灿烂，绝子绝孙。” 这话很难听，戈叔亚说，可是，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戈叔亚一直 想联合电视台，对照着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去还原和追述那些远逝的故事。然而，随着一代人的凋零，这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 夜与昼 一 是什么在磨灭我们的记忆？ 一片葱翠包裹着“一二?一运动”四烈士的墓群。我在积雨的石阶上站定，想起1946年暮春，同样是一个雨天，曾有西南联大学生看到，朱自清打着一把伞，独自蹲在这片墓群边，摩挲石柱上的铭勒。铭勒上是闻一多所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那时朱自清不曾料到，在四烈士前面，后来又将站立起闻一多的衣冠冢，这位挚友带着最后的问号，也倒在寻找的路上。而温和如他自己，终有一天也将愤然起身拒绝侵略者的馈赠，在为挚友编完全集后，了无遗憾地回归大地。 朱自清自己的背影，早已不见。闻一多的墓碑边，却零落地倚着几束枯萎的小花，然而，我们却又分明地知道，这花决不会是夏榆坟前的那支花，在鲁迅的时代，花可以暗示未来，唤起力量，现代人早已没那么多泛滥的情感与天真。花面前的石供上，刻着一把低垂的剑，仿佛沉睡的闻一多随时还能起身，从泥土里拔起剑，将它重新指向天空。 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路向，与在云南忍辱负重长达八年的西南联大的气质，似乎不那么相投。尽管那时，人们也时刻大义凛然地面对死亡，然而，那往往出于一种被迫的自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