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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境地，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文化辉煌。我原本试图契合本期主题，从西南联大与云南的关系入手，探讨两者如何相互成就。初期的采访和收集材料也基本由此出发。然而，在昆明和北京两地的走访中，一个可怕的现实却不断逼向我——我们正在遗忘西南联大，它本身，以及它所指代的精神传统，都在岁月的磨砺下消耗殆尽。出于多年来对这段历史、这些学人的敬重，我未曾想过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全文。然而，在失望与愤懑的情绪裹挟下，我又似乎别无选择。  西南联大纪念碑 遗忘的时态 一 居然要一直等到十八年后，我才终于能够知道，西南联大究竟是什么。 那个下午像一场漫长的成年礼，我伏在空荡教室的最后一排，深秋的阳光瀑布般倾泻直下，从背后浇透全身。 我们年轻的教授站在台前，用江西口音讲演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大家像他一样瞪大了眼睛，因为我们终于趟过粗糙的《伤痕》，进入令人兴奋的1980年代。然而，那天登场的并不是我们都期盼着的北岛和顾城，或者教科书上连篇累牍的余华与莫言，而是一个委顿于角落里的名字——汪曾祺。 啊哈！教授涨红了脸，皱纹将眉毛托举在额头上，很高兴的样子。一条中断了三十年的传统终于衔接起来啦！他像个孩子那样叫嚷，双手不禁抬起，做出穿针引线的动作，远远望去，像个被《命运》击中的指挥家。 1940年代，沈从文一代在西南联大造就的文学传统，复活了。他环视着我们，眼中的火焰却逐渐暗淡下去，他看见我们正一齐愕然地望向他。西南联大？ 前面一个学期，教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是位研究女性文学的老学者，他的兴致在丁玲和张爱玲，日日苦口婆心地劝诫女同学一定要争取经济独立，然后才有人格独立，万不能困在家里做主妇。那时，“鲁郭茅巴老曹”的排行还无人敢去调换，沈从文在他口中，不过是倏忽而去的一行白鹭。 年轻的教授点着头，用牙齿咬住下唇，仿佛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字，粉笔在黑板的挤压下像被鞭挞的烈马那样嘶鸣，断为两截，坠在地上。 时光猛然便倒流了四十年。吊扇呼呼扭转的光影，轮盘一样指向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穆旦和他们的西南联大。 那个下午过于奇妙，以至我时常想不清楚它究竟是否发生过。年轻的教授像汪曾祺回忆里昆明图书馆的那个管理员，拥有一个并不走动的座钟。上班的时候，拨到八点，过两三个小时，便起身将它拨到十二点，冲围坐看书的人们喝一声，“下班了！”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臃肿的年轻教师，惯常的微笑从他脸上迅速褪去，他不停地擦着汗，全然操纵了时间。 曾对1980年代文学俯首称臣的我们，不敢相信他所讲的一切，究竟是一段历史，还是盘古开天、夸父追日那样的上古神话。我们的历史太长了，有那么多暧昧不清的古往今来。在漫长的前大学时代，我们熟知《最后一次讲演》的演讲技巧，牢记陈寅恪、朱自清这些可能会出现在考卷上的名字，每个孩子都盯着志愿书上北大和清华的空格两眼放光或黯然神伤，在老狼的歌声中闭着眼睛揣想白衣飘飘的年代，却从来都不知道，曾有一座叫做西南联大的学府，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闪耀如星汉倾城。 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黑色石柱上的白字，与六年前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重合，叠化。那么触目惊心的，我被推到它面前，形同被捆上绞架的未亡人。  一九四五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劫后的西南联大校门 雨中的云南师范大学，石阶上四处积水，从每个方向都映出昆明的天空，蓝得像不瞑的眼睛。六十多年前，它是西南联大留给云南的礼物。为答谢云南各界对西南联大的关照，西南联大建成师范学院。北迁之际，师范学院和部分师生留在云南。 西南联大纪念馆前开阔的土地上，竖立着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雕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雨水从他们眼中拖出两条细长的线，沿着面颊滑落。 他们凝望着的，是一间被锁起来的铁皮屋。这间校舍出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手笔，由于西南联大的资金捉襟见肘，梁氏夫妇想要建造能与欧陆顶级学府比肩的设计方案被迫一改再改，最终留下的，是他们的设计生涯中最不科学、最不美观的房子。一到雨天，老师便不得不在黑板上写四个字：停课赏雨。 此刻，雨借风势，也正席卷过这铁制的标本。水柱向四处泼溅，屋顶上连绵起伏的敲击声，当年学生们在屋里显然早已听惯，这声音密如鼓点，与日军的铁蹄践踏在中国土地上的声音，何其相似。 据说二战时，希特勒曾与丘吉尔有过君子协定，我不轰炸你的剑桥和牛津，你也不要轰炸我的海德堡和哥本哈根。这一次，日本没有和自己的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攻克平津之前，他们已经率先在上海做了实验，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在他们的笑容里相继灰飞烟灭。占领天津后，日军马上郑重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将要炮轰南开大学。在各国记者的质疑声中，日军代表无法自圆其说，最终只得强硬地回应，我们就是要炸。炮弹瞄向南开图书馆，硝烟腾起之后，随军画家坐在灰烬上，用水粉画下这片废墟，印成明信片，寄往士兵们的家乡。彼时，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都在遥远的南京，62岁的张伯苓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毕生的心血毁于一旦，看到校园被改造成日军的养马场，看到孩子们奋起奔赴前线，平静地说，“南开此次被轰炸，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不可毁的是南开之精神。经过这次的变故，南开的精神将愈益奋力。”师生死伤的流言不断涌向南京，梅贻琦后来回忆，“在当日闻之者，实属肠一回而九折也。”北京大学人文学院的地下室则成为监牢，蒋梦麟的一个学生后来逃出来，告诉老师，日本宪兵村上对他说，之所以折磨他，因为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 这些理由着实令人费解。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师生逃出平津，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日军旋即将战火蔓延到中国内陆。联大迁往云南，日军又从长沙追到昆明。从1940年开始，日本飞机开始频繁光顾昆明，成吨的炸弹倾泄在高原上，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大多建筑被炸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日军知道，联大的学者们，大多借住在文化巷。 然而，就在死神的羽翼下，被困顿生活驱赶着的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沈从文们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为一个民族留下了珍贵的表达。他们以自己的学识或人格魅力，感染并激励着一代年轻人。西南联大的辉煌，已然无须赘述。如今，它们被供奉在西南联大纪念馆中，当西南联大已经不复存在，它是联大的根系所在，然而，它却像私家祠堂一样，并不轻易示人。 西南联大纪念馆是云南师范大学斥重金所造，它的开放时间，藏在树阴掩映下的石碑上：每周一三五，除去午休，每次开放六小时。在绞索勒紧的纪念馆门前，工作人员解释说，学校已经放暑假，纪念馆在暑假期间不开放。然而，显然人们都知道，寒暑假会有大量游客涌入云南，尤其对外地的大中学生而言，这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机会。西南联大纪念馆，这座惨白的建筑，究竟要教育谁感化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