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 沈从文后来在《向现实学习》中评价面向时局做出不同反应的人们：“对于能变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为当权者爪牙一击即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可是对仪另外那些更多的同事，用完全沉没来承担战争所加给予本身的苦难，和工作所受挫折限制，有一时反而被年青人误解，亦若用沉默来否定这个现实的，实报同样敬意。为的是他们的死，他们的不死，都有其庄严与沉痛。而生者的担负，以及其意义，影响于国家明日尤其重大。”在尊重闻氏的节操之余，他也对其他人包括他自己的选择做出辩护，因为他们那么单纯而诚挚地相信，总有一天，将有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等着他们去修葺一新。那种希望，在吴晗看来，就是朱自清在西南联大“忍着寒冷，挨着饥饿”，“他以为只要抗战胜利，一切问题便都可以解决了。”所以，他可以忍受胃病的煎熬；所以，他敢于望向镜中已瘦成37公斤的自己；所以，在一贫如洗的日子里，他也能自得其乐地在冬日的街头，披一件赶马人的毡布做袍子，旁若无人地行走在昆明的街头。因为，他相信，无论眼下如何艰难困苦，总有一些好的日子会降临。 朱自清最初的想法代表了偏安一隅的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普遍心态。这次偏安真的是一隅，不是晋时的建康，不是宋时的杭州，而是片甲之地的荒蛮云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怀抱的只是极单纯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日军攻打北平时，吴宓在日记里沮丧地写道，炸死自己没什么，可是，自己对这个国家一点用也没有，活着有什么意义。这种想法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在重新审视自己之后，更坚定地埋首在书斋中，以自己的方式寻找民族的归宿。1943年，闻一多在给弟子臧客家的信中解释自己执著于国故的原因，是要看清“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他将要开出的单方是“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所以，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只为对得起自己的理想。 所以，他们轻而易举便会为那些宣言、纲领所蒙蔽，1938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布宣言：“盖吾人此次抗战，故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人力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也。” 知识界苦苦地等待着“抗战建国”大业完成的那一天，尽管根本不确信它什么时候才会到来。有如人人都相信抗战必将结束，然而，面向日军装备精良的铁甲之师，面对正面战场虽千万官兵前赴后继、舍身取义，却依然一溃千里的时局，人们只能选择相信却无法确信。陈寅恪的一句诗早已道尽了彼时的心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蒋介石致辞：“我们也不能因为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现代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个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蒋介石的这番话，在当时无疑是深得人心的，并且，在抗战早期，他也确实兑现着自己对数万学子做出的承诺。每个西南联大的学生都拥有政府提供的“贷金”，实际上就是无须偿还的助学金。1940年，抗战仍在残酷地抵抗中，教育部设立了学术奖和巨额奖金，激励教授们的学术研究热情。在一些重要场合，蒋介石也给足了教授们面子。1943年，联大国民党党员教授会议，联名上书，以“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苦劝蒋介石实行宪政。陈雪屏带信面呈蒋介石，蒋介石阅信后“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便回信表示同意宪政。无论他做的是姿态还是些许的诚意，至少，他对知识分子表达了充分的尊重。他已然固执地认定，纵然日军可以日行千里，风卷残云般淹没中国，但是，他们没有力量把战线拉得太长。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已经将目光抛向更远的地方，这个凋敝的国家，有更多更长远的罪孽，需要知识来救赎；有比抗战更加深不可测未来，需要知识界来建造。  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中文系 所以，知识界能够看到希望，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文化的积累与前进，必将带来政治的巨变。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就坚定地认为，“我们如果能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覆辙，转向在艺术、科学、军事、政治、卫生、财富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现代文明国家如美国等学习，我们或许会发现唐代的光荣将有重临的一日。”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的序言中明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在书斋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确，“重临的一日”究竟是为他们的天真而来，还是为他们的奢望而去。 二 先行一步的闻一多和朱自清反而成为西南联大最幸运的人。他们的那些西南联大的同事们，或者说西南联大所代表的整个中国知识界，走向另一种命途。 陈寅恪毕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终成为一句空话。1966年，他珍藏的书籍、字画被抄走，手稿被查封。三年后，更被勒令搬出中山大学宿舍。又熬过半年，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离世。临终前，还被迫做检讨，直到不能说话。 吴宓的命运与好友相仿。1949年，他先后拒绝了香港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邀请，还想留在大陆安心做学问。然而，在连篇累牍的“检讨”声中，他在1955年便写下类似绝笔的诗句，“五年应合丙申休，七九六三早计筹。”丙申是1956年，他觉得，再活一年就够了。然而，他的预言没能实现。1978年，吴宓也已双目失明，在昏迷中，弥留中的国学大师不断唠叨着：“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海瑞罢官》使1965年的吴晗饱受创伤。他的妻子袁震在劳改时双脚瘫痪，1969年3月，病重被送到医院，医院以她是“黑帮家属”为理由，没有得到“指示”不敢抢救，次日死在医院中。10月，吴晗在狱中被打得吐血而死。1976年9月，吴晗领养的女儿吴小彦被送进精神病院，自杀。连吴晗远在家乡的弟弟吴春日希也受到株连致死。 晚年的沈从文不得不放弃写作，转向文物研究。然而，他并没能因为埋头进故纸堆就被放过。在批判最严厉的时代，连家人都误解他，临终前，沈从文对汪曾祺和林斤澜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也大多在劫难逃。他们因为曾经参加过远征军为国家浴血奋战而被关押，因为曾到国外留学寻求强国之路而被批斗，或者，当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不期而至时，人们只有苦笑着接受。 在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事件背后，依然闪烁着只属于西南联大的光荣与悲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