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朱自清 《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编导谭乐水向我讲起当年采访拍摄时的一段往事。 杨振宁和邓稼先两家是世交，两人更是情同手足。他们各自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杨振宁留在国外，邓稼先则在国内隐姓埋名制造原子弹。邓稼先和科学家们面向茫茫的戈壁，准备科研时却发现，为了保密，在造原子弹之前，他们得先自己造房子。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震惊世界，也引起种种猜测。后来，杨振宁回国访问，临别前终于忍不住，问多年的好友邓稼先，原子弹究竟是不是中国独立研制的。邓稼先含糊地表示，会帮忙打听一下。回家后，邓稼先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总理答复，可以把实情告诉杨振宁。 次日，杨振宁在上海和朋友吃饭，有人送来一个条子，是邓稼先告诉他，原子弹是中国独立研制的，没有得到任何国外帮助。席上的杨振宁瞬时落泪。 何处是归程 一 在一个又一个略显昏暗的房间里，我握紧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手。那些手依然在坚定地把力量传递给我，九十年的光阴，倾覆如指间的流沙。 这些年近九十岁的老先生，昂着胸膛端坐着，很少会向后倚在沙发上。他们侧着耳朵，努力捕捉着我问话中的每一个字。他们的夫人必会伴在旁边，她们往往看起来身体好些，听力尤其出色些，不厌其烦地大声复述我的问话，并且从不会忘记瞅一眼丈夫茶杯里的热水是否还够多。许多意外的回忆，都是她们在丈夫耳边唤醒的。相濡以沫的爱情，令人动容。 然而，有时，我又分明会走神。 老先生们热情地向我描述的种种过往，大多我已在他们的回忆录或其他媒体的采访中见过。于他们而言，西南联大是一个回不去的精神故乡，更是一场不能逆行的青春纪念，我隐隐觉得，这样贸然地让老先生们一再回顾同一段往事，是否过于残忍与粗暴。 我甚至开始怀疑起这个选题的意义。我要把别人讲的故事再包装复述一遍吗？这种复述除了练习文笔之外，于这个世界有丝毫作用吗？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再造一个西南联大吗？ 最后这个问题让我只能一再沮丧。我问过许多人，得到各种答案。后来，西南联大校友、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告诉我，这个时代和那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官本位，从前的大学是知识分子本位。 西南联大成败的关键举措，便是教授治校。教授们不但在学校拥有高度的权威，在社会上讲话往往也能举足轻重。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联大北归时，教授们从昆明到重庆后，便一直滞留。所有交通工具都被国民党用来装士兵奔赴内战前线，教授们没法回北京。有人便提醒他们：“你们可以在报纸上发点牢骚。”几篇文章刊发之后，航空公司马上给他们派了一架运输机，半天工夫就到了北京。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然，西南联大也存在矛盾和人事纠葛。1943年12月22日，朱自清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就抱怨：“在此只教书不管行政。然尔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然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联大从不会含糊。1938年，西南联大同时聘请了三位留学归国的博士，越级直接授予教授之职，他们的名字是钱钟书、华罗庚、王竹溪。越级授职在当时的大学里并不罕见，但是，在大师如云的西南联大，有着严苛的评级制度，学识是不二的尺度。 “我给你讲个笑话，”许渊冲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著作、翻译的106本书摆满客厅的两面墙，像要将人拥入怀中。 几年前，北大评资深教授，许渊冲想，自己无论是资历还是成就，都无人可以比肩。不料，结果却令他大感意外。官本位，他说，为什么说了算的人不了解教授们真实的学术水平，为什么有行政职务的人就更容易获得学术利益。 许渊冲开始不断地向校长反映，并把《大中华文库》中的唐诗、宋词、元曲三本书送给校长，这套书胡锦涛曾经送给布什，其中举足轻重的这三本便是由许渊冲翻译完成的。校长承认，这确实是国宝。去年，校长终于安慰他，你的资深教授资格，我已经批准了，但是还需要程序。“现在，一年半又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果，”许先生将缠着绷带的手臂放回躺椅的扶手上，窗外天光晦暗，“我跟他们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再不评，还有什么意义。” 他的手臂上缠着绷带，是前些天骑自行车摔了一跤。“他喜欢骑自行车”，许先生的夫人说，“可以到远一点的地方……看看。” 从许渊冲先生家离开后，我到蓝旗营小区徘徊，得知，我要拜访的另一位老先生生病住院了。这片小区居住着北大和清华的许多教授，三年前，就是在这片小区，裘锡圭、严家炎等学界泰斗联名状告物业，他们的要求那么菲薄，仅仅是希望厕所不要返臭，水管不要漏水。三年过去了，在小区内的围墙上，我发现了一排喷上的漆黑大字： 团结起来，坚决维权，保护家园。2007.5.18。 二 在秦泥先生家，他扶着墙壁，双脚不停地挪动，从卧室到客厅走了一分钟。“血压高，前些日子刚抢救过来”，他的夫人解释着。每一个问题他都努力回想着，组织着语言，然而，有时说着一件事便突然跳到另一件事情，他的夫人在一旁不住地大声纠正，要他把刚才的问题说完，一边对我抱歉，“病还没好，他思路不太清楚。”  西南联大校训 他的夫人说，自从他大病之后，就再没回昆明去，高血压，不敢坐飞机。以前经常回去，她说，去闻一多先生墓前祭扫，看看老房子。六十年前，他们还没走在一起时，闻一多曾在西南联大“新诗社”的一次聚会上，朗诵秦泥的诗《要来的，即将到来》。秦泥的夫人那时便坐在台下。 许多年后，秦泥先生用“时代的候鸟”来形容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那么执著地礼赞春天，向往光明，他们一生奔波，或许终也停不下脚步。然而，他们的岁月，却像他们曾在大学文学社里创办的壁报一样，轻易便会被人抹去。抹去之后，却没人可以重新书写。 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原谅发生在北大校园里的两幕场景。 我在北大寻找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办公室。它所在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家企业的宣讲会。一个负责接待的女生热情地迎向我，北大的校徽亮得扎眼。 “什么校友会？”她的眼睛始终在眨。“这里是北大”，她嘀咕着。但她还是努力克制着，微笑未曾丝毫褪去，“我帮你问问别人。”她回身拉自己的女伴，“师姐……”她的师姐认真地看着我，茫然摇头。 校园里，每条林阴路上，都塞满了统一着装的中学生。未明湖边，一个戴金框眼镜的大学生正微笑着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没错，他说，五四游行时，北大的学生就是在这里出发的。孩子们便仰起头，崇拜地望向他，他的眼镜里溢出愉快的神情。 他的旁边站着几个同学，没有人拆穿他信口的闲扯。五四的队列并不是在这里出发的，这里是司徒雷登穷尽毕生精力建造的燕京大学。 是什么在助长我们遗忘的速度？ 哦，我们大概还忘了最后一件事：除了历史，蹒跚学步的我们，早已一无所有很多年了。 作者： 张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