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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学"是由考订、研究、传授、发明儒家所推崇的几部上古典籍而成立、发展起来的。相传孔子删定"六经"，即：《诗》、《书》、《易》、《礼》（《仪礼》）、《春秋》、《乐》，始有"经"目。先秦诸儒，如颜（渊）、曾（参）、（子）思、孟（轲）以及荀卿等，传授、发明"六经"思想，开"经学"之先河。至汉代，经学昌明，名家辈出，从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学科--"经学"。 自汉以后，经学形成了若干不同的学派，对此中国学术界有不同的划分和界定。最笼统的划分是所谓的"汉学"、"宋学"两大派，细分者则有四派之说，如认为："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清）别为一派"。当代已故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认为上述两种分类都不尽妥善，因而提出了三派说，即："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和"宋学"[1] 。周先生的意见应当说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中国经学演变特点的。关于这三派的学术特征，周先生概括说： "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2] 周先生的上述揭示，同时也道出了"经学"演变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密切关系。"宋学"是宋代学者、思想家借助"经学"复兴儒学的产物，而"宋学"的形成又有力地推进了宋代复兴儒学、建立性理学的进程。被朱熹尊奉为理学先驱与奠基者的北宋五子，无一不以发明"六经"，特别是《易》理为己任，以为儒家天道性理之学就蕴藏在"六经"之中。因此，理学和"经学"是密不可分的。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尝言："舍经学无理学"[3] 。尽管他心目中的经学是"古文学"经学，然理学离不开经学同样是无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宋明理学大家，大多也就是经学中"宋学"流派的大家。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理学理论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且在"经学"发展方面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经"的范围由汉之宋是有变化的。概略言之，汉初因《乐》经已佚，故尊"五经"，设"五经博士"。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然其时又将《论语》同时刻石，故亦可视为"六经"。其后更增《孝经》为"七经"。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称"九经"，而文宗开成二年刊九经于石碑时（史称"开成石经"），又附以《论语》、《孝经》和《尔雅》，实已成"十二经"。五代蜀主孟昶刻"十一经"，不列《孝经》、《尔雅》，而代之以《孟子》。宋则在唐"十二经"基础上增入《孟子》，遂成今"十三经"之规模。以上变化中，除《孝经》、《尔雅》外，都是升"传"为"经"。因此，由汉之宋，尽管称"经"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人们对其中"经"、"传"的地位还是有分别的，"五经"始终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但自从朱熹继承二程之意，以《大学》、《中庸》、《孟子》配《论语》编为"四子书"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书"与"五经"开始并称。元代立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以"四书五经"为科举取士的根本标准，明、清两代大体承袭元制。所以，元以后"四书"在"经学"中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乃至有把"四书"看得比"五经"更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如程子尝言： "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4] 以"六经"为圣人载"道"之具，把"四书"看得比"五经"更为重要，可以说是程朱以后理学家"经学"思想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两个特点同样也鲜明地表现在韩国李朝理学家们的"经学"思想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