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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复兴催生的果实 历史总是有因由的。如果我们追寻1922壬戌新学制诞生的历史背景，不能不涉及20世纪初的所谓“中国文艺复兴”。1924年，陶行知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教育研究所编辑的《1924年世界教育年鉴（中国篇）》撰文时如此评价—— 现时影响中国教育的所有各种力量之中，中国文艺复兴所施加的影响最为深刻。这个运动作为“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当时运动的领袖胡适博士和陈独秀先生宣称:文言已经过时，白话乃是合法的继承者。……为中国人重新发现一种活的语言，已经使中国能够产生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学作品，彻底革新小学读物及教学法，并使普及教育运动得以继续扫除文盲的计划。 陶行知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新文化启蒙运动及文学革命与1922壬戌学制诞生的关系。在笔者印象中，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批判与吸收共存，破坏与建设并行，否定与肯定同时；一切价值被重估，一切权威受到质疑；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旦相遇并被激活，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自新运动；整整一代接受过中西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这场——用胡适的话来说即“再造文明”——运动，而他们的共同的聚焦点便是教育。 据记载，上世纪20年代在世界教育研究重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多达160多人，而同期哥大师范学院学生总共5000多人。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张彭春、陈鹤琴等均在该校学习过。这批留学生所修学科有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统计、乡村教育、家事教育、师范教育、教育心理学等，几乎囊括了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中国教育研究会”，每周一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这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后，成为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并且，他们均凭借活跃于当时的各种民间教育团体，结成强力集团，更深广地影响中国教育。因此，如果将哥伦比亚大学称之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黄埔军校”，似乎并不过分。当时哥大有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专门负责接待从国内来的新留学生的组织，可见彼时的风气。 并且，这股热情不但表现在“走出去”，而且还表现在“请进来”。陶行知在其1924年的英文著作中有以下记述—— 自1918 年以来，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泰戈尔等一批著名学者曾经访问我国，通过演讲以及与我国知识界领袖们和学生们的接触，他们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有很大的影响。应该特别提一下杜威博士和孟禄博士的来访，因为他们的访问对中国教育的改造具有特殊的意义。 杜威为20世纪美国影响最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教授，也是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在哥大求学时的导师。“五四”运动前夕，他们三人代表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新体育社等团体，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自1919年4月30日到1921年7月11日,杜威在中国住了2年又2个月零12天，足迹遍及14个省市，大小演讲200多次。 孟禄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主任、著名教育史学家、比较教育学家和教育行政专家、美国国际教育会远东部部长，也是陶行知的导师，1921年随杜威之后受邀来到中国。为了迎接他的到来，京、津两地教育界专门成立了一个“实地教育调查社”，全程跟随他考察调查。1921年9月5日至1922年1月7日，他前后在中国呆了4个月零2天，演讲66次，历经9省27个城市及许多乡村。陶行知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 他们的中国之行，构成一道绮丽而独特的历史风景。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他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说:“那时的中国处于一个之前和至今都没有再出现的时代——一个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纷至沓来的时代。” 孟禄在中国待的时间虽然不及杜威久，但他将美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灵魂及其注重实际调查的科学方法带到中国来。1921年，在中国的4个月中，他先后参观了大、中、小各级各类学校140余所，其中包括监狱学校与私塾。据《孟禄在华日记》记载，1921年12月12日在北京，他一天中便参观了8所学校。此外他还深入中国乡村。1922年第4期《新教育》杂志曾记载其到山西阳曲县所属乡村学校考察之情形—— 清晨启程出西门，过汾水，参观十余小学。同行者有教育厅长、科长、科员、阳曲县知事等，共二十人左右，皆乘快马。 这里的“皆乘快马”听起来似乎很惬意，但想到孟禄为1863年生人，当时已近花甲之年，加之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内地乡村之道路情况，其辛劳程度可想而知。根据记录，那天他们一行“历二十余村，晚间十点半回城，终日骑马行九十里。” 每到一地，孟禄除了跟教育界谈话之外，还拜见地方行政长官，如山西督军阎锡山、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江苏省督军齐燮元、江苏省长王瑚等，了解当地教育情况，且均相谈甚欢。在与齐燮元的谈话中，孟禄自称此举目的为—— 鄙国行政长官，对于全省的教育主张，扩充计划及一切设备负有完全责任；以其责任关系国家前途，社会进步至重且大。故余每到贵国一省，必拜见行政长官，藉领教益，今拜见督军，为余甚乐意之事。 此言透露出孟禄作为教育行政专家的身份。齐燮元欣然告诉孟禄，自己署中亦设有学塾，共五名学生，三大两小，大的笨小的聪明；自己每周“亲身施教”，并采用先进的“谈话法”。孟禄闻言引为知音。 在大量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孟禄对中国教育改革及其新学制的修订提出了一系列十分中肯而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新学制采纳。并且，他还受邀参加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1922年第4卷第4期《新教育》杂志出了孟禄在华活动的专号。 如果说，杜威讲学重在传播民主科学思想方面，孟禄则重在“践行”，即在实地调查中应用、传播现代科学精神及方法。这既呼应了当时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与中国儒家“知行合一”的传统相会通。1921年12月23日，在为孟禄离华举行的饯别会上，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陶行知发表讲话，称“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来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 孟禄来华调查讲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强调教育独立，“即中央对于教育，规定方针指导则可，管理干涉不宜。学校制度教材，及教学法，应由各地方，按照本地情形为之”。孟禄的这个教育理念，被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很好地吸收，并贯彻在1922年壬戌新学制的制定过程中。 无可否认，杜威和孟禄，这两位被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送到中国来的“外来的和尚”，他们以自己的思想、言论和实践，对中国现代教育价值的确立和教育制度的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最终使中国实现了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成功转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