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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没有系统的解释理论，但有丰富的经典解释经验。不仅儒家经学如此，道家、佛教以及其它诸子之学，同样显示在这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中，经典的解释是思想传承与拓展的重要途径。在当代学术的背景下，聚焦中国经典的"解释经验"，不但可以从新的角度透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同时对来自其它文化（尤其是西学）的解释理论，也望有参较作用。然解释经验的多样性，受制于经典（文本）的具体形态。1本文以《齐物论》的注疏史为对象，基于下面的几点考虑：一，《齐物论》既是《庄子》的代表作，也是体现中国古典哲学深度的作品，其注疏史蕴涵着关于哲学的解释经验；2二，它的言述方式--寓言、重言与卮言的结合，同现代解释学讨论的中心问题--隐喻有密切的关联；三，"齐物论"揭示的"知"的问题正是每一教化传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其注疏活动实际也是不同思想立场的竞技行为，从中可以看到多种视界的交叠。 一、言述方式 读《庄子》不管你是否认同其观念，多半会叹服其语言的魅力，至少会对其既有深遂的义理，又有丰富的想象，留下深刻的印象。《庄子》中的作者，称其言述方式为寓言、重言与卮言。《天下》对庄子的评介，非常重视其语言风格的独特性： 芴寞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幷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者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也。 而《寓言》开篇则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即有所寄托之言，重言则引述前人之语，卮言便系不为常理所得之论。3《寓言》自解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王夫之在该篇题解中说，"此篇与《天下》篇乃全书之序例"。 注家一般都会同意，在《庄子》的重要论述中，三言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寓言》作者对三言所作的说明中，除谈卮言直接叙述《齐物论》思想内容外，象子游问子綦、众罔两问景等寓言，均系模仿《齐物论》而来。这意味着《齐物论》的言述，可以代表《庄子》的风格。然而我们应当注意三言在层次上的区分：寓言相对于直陈而言，重言则相对于独立论说而言，而卮言则相对于常理而言。所谓直陈，这里指论说中谈及对象时，用词在字面上有确定的含义。庄周是庄周，蝴喋是蝴蝶。人是人，物是物。蝼蚁、稊秕、瓦砾、屎溺等等，不会说成"道"或其它什么。独立论说指不把权威的言论作为立论的根据，而是从公共生活经验出发，依说理的规则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常理指人类共有的某些思想信念，其范围虽无法严格界定，但有些内容则很明确，如表达观点时不能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由此看来，寓言是言述的形式，而卮言其实属于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而重言的性质，则由所引述内容而定。一种完美的论说，形式与内容自然不可分割。但本文的任务，是从形式的角度入手探讨问题，故"寓言"是我们讨论的焦点所在。 寓言是通过虚构的精炼的故事去展示或暗示某种观念的文体。如庄周梦蝶，是虚构而非真实的故事，一目了然。这一点上它象叙事文学，但其篇幅要求尽量精简，不宜长篇大论。其表达观念的方式是展示，而非论证。论证要求概念有明确的涵义与指称，结论从合乎逻辑规则的推论中获致。展示只是靠精心设计的情节，让有生活经验的读者，从中体验或领悟其内涵。作者有时会对其所表达的观念作提示，有时则隐而不露，故只是暗示而已。展示是借形象把观念表达得更生动，更易理解，而不是更确切或更可信。换句话说，寓言既是压缩了的小说，也是扩展了的隐喻。从隐喻、寓言到小说（包括一切叙事文学），形式上看，是从修辞到体裁的扩展过程。理解寓言的关键在于隐喻。 隐喻的基本单位是句子，而非词。虽然词潜在的多义性是隐喻的条件，但它只有在句子中才能起示义的作用。喻词是隐喻的关键，它包含字义（指）与喻义（旨）两个层次。如"人是一只狼"，狼的字义是一种特定的动物，而喻义是凶残的本性。又如"她是迷途的羔羊"，羔羊喻善良、柔弱者。用两种不同的动物喻两种相反的性格，是这两种动物的属性与喻旨有相类似之处，如狼具有攻击性，而羔羊相反，容易受伤害。一个隐喻要成功传达，不仅依靠使用者对喻词的准确选择，同时也需要接受者的恰当解读。首先是不能把隐喻误会为命题，否则就会有指鹿为马或按图索骥之虞。其次是对喻词字面意义上所示之物的属性有相应的了解。任何具体物的属性都是多方面的，不同属性可以联想不同的意义。钱钟书先生对隐喻的机制有精辟的说法："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4缺乏相应的领会，结果也会南辕北辙。钱先生也以庄子为用喻之高手："拟象比喻，亦有相抵互销之法，请征之庄子。罗璧《识遗》卷七尝叹：’文章一事数喻为难，独庄子百变不穷’，因举证为验。夫以词章之法科庄子，未始不可，然于庄子之用心未始有得也。说理明道而一意数喻者，所以防读者之囿于一喻而生执着也。星繁则月失明，连林则独木不奇，应接多则心眼活；纷至沓来，争妍竞秀，见异思迁，因物以付，庶几过而勿留，运而无所积，流行而不滞，通多方而不守一隅矣。"5一方面是同一指（形象）可以喻不同的旨（观念），另一方面是相同的观念，也可以借不同的事物为喻，此即所谓"两柄多边"之义。 事实上，《庄子·外物》对言、意的区分所触及的，正好是隐喻中字义与喻义的关系问题："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免，得免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本身也是一个妙喻。联系《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的说法，物之粗是有形有象，物之精则无声无影。在隐喻中，喻词的字义（言）是形象化的事物，而喻义（意）则是抽象化的观念。字义只是手段，喻义才是目的。但手段往往会支配目的，要防止被言（字义）牵着鼻子走，就得提醒读者须得意忘言。寓言比一般隐喻复杂的地方在于，隐喻字面上传达的形象，其属性往往以静止的形态出现，而寓言中的形象焦点不在于其不变的属性，而是其行为。寓言有情节，这增加了理解的变数。在西方解释学中，隐喻也是较受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