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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生先生在《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成因》（1）一文中提出：近人认为“汉武帝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儒学的一统，禁绝和摧毁了儒学以外的百家诸子，以致中国文化学术日衰，国运日蹙”，“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尽管许之衡、柳诒徵，徐复观、戴君仁、李定一、金春峰诸先生已做过驳正，但此说“竟长盛不衰”，原因在于这些近人不能确切地如实地“理解董仲舒的那番话”，以及他们受“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使然”。（2）对刘先生这一看法，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与之商榷，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董仲舒那番话究竟是不是“文化学术的独裁专制”？ 刘先生认为：“董仲舒对汉武帝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并不能断定他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禁止’、‘禁绝’儒学以外的学派活动，甚至要求‘从头到尾’加以‘摧毁’；也没有建议在全社会范围内只让儒学一家独存。”“皆绝其道”、“邪辟之说灭息”，“也不能由此就引申、推断出董仲舒要求颁布禁令，并采取暴力禁绝其他学派的活动与流传”，等等。（3）一句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文化学术的独裁主义”。看了刘先生的话，使我想起，自文革以来，不断有人在给李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翻案、叫好。如毛泽东主席就带头说过“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4）；有人认为：李斯并没有要烧掉全国所有的《诗》、《书》，博士官还可以保存《诗》、《书》嘛！李斯也没烧掉全国除法家（实是申、韩术家——下同）（5）以外的书，卜筮、种树之类的书不是明确不烧吗？李斯还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呢！这些话与刘先生之言何其相似乃尔！刘先生就是将这些为法家“文化学术专制”翻案的语言，拿来为董仲舒的“文化学术专制”辩护的。 刘先生认不认为李斯的“焚书议奏”是“文化学术专制”？如果是，那么，脱胎于李斯“罢黜百家独尊法术”的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难道仅仅因为他打的是儒家旗号，就不是“文化学术专制”了吗？而李斯仅仅因为他是法家，他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儒家，他的“罢黜百家独尊法术”就是“文化学术专制”吗？若此，这是什么逻辑？若非，即刘先生认为李斯的“罢黜百家独尊法术”不是“文化学术专制”，那么，中国古代究竟存不存在“文化学术专制”问题？如果不存在“文化学术专制”，那就另当别论；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文化学术专制”究竟指的是什么？ 推而广之，中国现代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的“文化大革命”，存不存在“文化学术专制”？敢问：刘先生在文革中是被整者，还是整人者，若是整人者，笔者就不同您对话了，因为在文革许多整人的人的心目中，没有“整人”这个词，只有帮助、教育之类的语汇；如果是被整者，您对文革的学术批判如何看？您若认为不是“文化学术专制”，那符合您上述的逻辑，但不会得到理论界的赞同；若认为是“文化学术专制”，那我告诉您：文革还保留了鲁迅——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还宏扬了古代的法家，怎么能叫“文化学术专制”？还没把所有的文人都搞光！ 刘先生还认为：“皆绝其道”、“邪辟之说灭息”，“也不能由此就引申、推断出董仲舒要求颁布禁令，并采取暴力禁绝其他学派的活动与流传”。事实上，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事董仲舒都干过，刘先生不会不知道。请看《汉书·五行志》上说：“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应当说，按董仲舒的学术及为人，他会这样做的，问题只在于汉武帝采没采纳。董仲舒建议以“阴阳错行为由杀人”，武帝不是就没采纳吗？还差点治了他的罪。 笔者认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学术专制”无疑，无需为其辩护。董仲舒的文化学术专制。来源于他在政治学说上的专制理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义”，具体理论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学说是不是政治专制主义？刘先生要正视这个问题。如果刘先生不承认“三纲”是专制，那就难怪他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辩护了，如果承认，那就应明白：董仲舒在文化学术上的专制思想与其政治专制主义是统一的，是与董仲舒的整个思想相契合的，若像刘先生那样解释，是对董仲舒思想的阉割。（6）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古已有之 刘先生认为，现在理论界流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近代学人对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误解所致。他列了个表，罗列了误解此问题的主要学人，如：梁启超、章太炎、邓实、刘师培、陈焕章、孙德谦、陈独秀、胡适、冯友兰、翦伯赞、侯外庐、郭沫若等，继而说：“在我国从汉代到清中叶，从来没有人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作禁绝摧毁其他各家。这一点，只要查一查《四库全书传记资料和集部篇目索引》及《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两书所收从汉至清论董仲舒者共二十二家的言论就能明白。”他还列了两个表，第一表的二十二学人是：司马迁、班固、吴兢、郑樵、孙复、张栻、刘敞、黄震、真德秀、郝经、方回、张宇初、冯从吾、乔宇、朱睦絜、史鉴、孙承思、陈廷敬、朱轼、陆陇其、戴钧衡、刘毓崧等；第二个表列了从《史记》到《清史稿》的有关汉武帝、董仲舒的词条共262条，分载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书》、《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正史之中。（7） 看到刘先生的论述，我忽然想起一个人，就是孟子。《孟子·梁惠王上》说：“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不过，刘先生比孟子还厉害，有过而无不及。孟子只说他不知道，没有否定历史上齐桓、晋文之事的客观性，而刘先生不只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了新解，还从经、子、史的高度，尤其是列举了二十六史来证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传统上就不存在。 应当说，刘先生是历史学家，对中国古史非常熟悉，他所列举的经、子、史籍，基本上可以肯定，不存在他所批评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可是，刘先生是否穷尽了经、子、史籍了呢？恐怕不能肯定。刘先生在列举经、子、史籍时，有意避开了存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典籍。如他在列举二十六史时，剔除了《汉书》，在列举二十二学人时，只列了班固的《董仲舒传赞》。似乎《汉书》中未讲“汉武帝、董仲舒”；班固作为学人，只有《董仲舒传赞》。《汉书》中未讲“汉武帝、董仲舒”能说通吗，未讲“董仲舒”，怎么会有《董仲舒传赞》？刘先生的用心是良苦的，好像在变魔术，只给人们看“无”的东西，而将“有”的一面掩盖起来。 事实上，班固的《汉书》就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始作俑者。（8）如班固在《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班固还花大力气重新撰写了《董仲舒传》。应当指出，班固的《汉书》，多抄《史记》，凡二者重合时，基本转抄《史记》，但《董仲舒传》例外。《董仲舒传》是固、迁在史学上重合时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班固还在《武帝纪》七年下，附录了诏令，并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旁证董仲舒确实参加了对策。对此，刘先生为什么视而不见？ 另外，据笔者所知，在刘先生列举的史籍之外，还有一部重要的史藉，这部史籍自北宋以来，直到今天依然很著名，即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传统至今，许多史学工作者几乎不读二十六史，张口闭口谈《通鉴》，毛泽东解放后读史将《通鉴》读了十九遍！《通鉴》在中国古代史籍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刘先生既是史学家，不可能没读过《通鉴》，若真没读过，那就有点象法国人不知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了；若是读过，就应知道在《通鉴》里有个完整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传统至今，理论界与史学界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均本于此。请看汉纪九： 武帝一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二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分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五年：“置五经博士。” 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 “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柏杨先生对此曾结论说：“董仲舒先生的这项‘对策’，经皇帝采纳后，就成了神圣的‘国策’。一个巨大转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长而单调的儒学思想的时代”。（9） 司马光还有一首较为有名的《独乐园诗》：“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10）司马光这里的“百家始消伏”，刘先生又做何解？这就是说，中国传统上确实存在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而这个说法的炮制者就是司马光。由于司马光既是政治家又是史学家，所以，该说在宋以后的历史上影响非常大。近代学者如梁启超诸人，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受“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使然”，而是有据可依。 马克思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1）现在理论界一些学人，在研究上总是力图掩盖、抽掉与自己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材料，只引证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材料，这种做法不可取。科学的做法，应占有一切材料，包括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尤其是要敢于正视否定自己观点的材料，如果这一材料是确实的，要在充分占有正反两方面材料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 由此可见，尽管刘先生列了几个表，引证了二十二位古代学人，十二部史籍，但笔者只要举一个人、一部史籍，即可说明他的这一看法站不住脚。 三、汉武帝未搞思想专制不能反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思想专制 刘先生说：“当然，对历史名词的理解是否正确，最有力的检验者应该是历史的实迹。前人也曾批陈，汉武帝与董仲舒是否真的独尊了儒术，罢黜了百家，可疑之处甚多，与此说相悖的史实不胜枚举。汉武帝本人用人、施政就不是只从儒学一家。这在前期还可以说是受窦太后的牵制，但窦太后死后，汉武帝仍没有只用习儒的人。相反，那些治刑名之学、黄老之学的人有的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对于并不尊儒，甚至对偶颇有讥评的，他也照样重用，并没有加罪责。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汉书》说他们的‘是非颇谬于圣人’，但汉武帝照样使他们父子相继为太史令。司马谈写《六家要指》，把儒家并列于其他各家，同等评价其是非得失，而且对道家比对儒家要尊崇得多，武帝根本没有加以责罪；司马迁在其著作中对这些观点照样引述，也一直流传。再比如淮南王刘安也就在这个时候召集他的宾客，写出《淮南鸿烈》（《淮南子》）这样的道家著作，成书时虽然儒学已较前兴盛，但《淮南子》依旧流传。汉武帝之后学术研究的自由一直存在。刘向、歆父子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七略》一书保存了众多的古代学术文化资料，这是治中国文史者都知道的。再从另一面看，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受到汉武帝的重用了吗？没有。就在他的建议为武帝嘉纳之后，得到的也只是个江都相，到地方去做一个藩王的事务主管，中央朝廷中没有他的位置。就是武帝本人，更是所谓‘外施仁义而内多欲’，典型的‘儒表法里’，这是人所熟知的。所以，硬要说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定儒学国教，实在是张大其词，于史无据的。正如过去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要作这样的论断，必须‘束书不观’，有意不顾史实。”（12） 刘先生的论述读起来非常熟悉，早在1993年，笔者在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13）中，就表述过同样的看法，即汉武帝从未搞过思想专制。但刘先生用其来证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思想专制，欠妥。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不等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思想专制。 应当指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理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若存在的话，是一种社会实践。若汉武帝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专制），我们可以说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若没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专制），我们只能做两说：一是没有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二是采纳了，但董仲舒的建议本身就不是思想专制。从前面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的建议的确是思想专制，从班固到司马光、再到近现代众多知名学者，都是这样理解的。既然董仲舒的建议不能排除思想专制的嫌疑，我们合理的做法是，探求汉武帝到底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没有？ 笔者认为，汉武帝并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14）第一，没有原始史料支持。如上所述，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是班固，班固是东汉人，不是西汉人，更不是西汉初期人，与汉武帝、董仲舒隔了一个历史时期——西汉时期。但在班固之前，西汉初期自有她的史学家，而且这个史学家不仅不比班固逊色，还远比他伟大，这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对汉武帝与董仲舒的记载，没有后来那些五花八门的政治、情感因素。司马迁未载“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除司马迁外，整个西汉学者对此都未提及。 第二，始作俑者班固不能自圆其说。班固是此说的始作俑者，但班固的记载混乱，抵牾之处甚多。（15）1、董仲舒没有参加对策的可能。董仲舒在景帝时就是颇有名气的儒学——《公羊》博士，怎么会在武帝时重新对策? 2、三策自身的矛盾。A、三策次序颠倒。按班固的说法，第一策为公共试卷，二、三策为复试卷。可是，第一策的策文却说：“今子大夫裦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可见这是复试卷，对“举首”再问怎么会是公共试卷呢？第二策的策文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可见这才是公共试卷，对“百有余人”的策问绝不是复试卷。B、三策不都为儒学试卷。如第二策的策文明确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可见，这是百家策问，非儒学策问。不要忘了：董仲舒参加的是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C、三策内容所反映出的时间极不统一。如第一策说：“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可证其为元光元年前的作品，因汉兴至建元三年为七十年；第二策说：“夜郎康居，说德归谊”，并建议“兴太学”，可证其为元朔三年至元朔五年的作品，因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康居在元朔三年，“兴太学”在元朔五年；第三策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这一刑狱现象绝不出自武帝前期，乃中、后期事。如《汉书·杜周传》说：“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延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3、三策的考题与《武帝纪》中所载之诏令有矛盾。按班固的说法，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儒学对策，但《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与诏令的内容接近。4、为什么不给董仲舒再授博士？按班固的说法，董仲舒对策第一,可是却未授博士，只说“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与理不合。“以仲舒为江都相”怎么能代替授博士呢？5、武帝七年之后，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武帝七年之后，汉代学术界无大波澜，找不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据。6、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问题。早在董仲舒对策之前，田蚡在武帝六年曾“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若董仲舒在武帝六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7、董仲舒的对策之年问题。只要认为董仲舒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对策，就无法找出董仲舒对策之年，现理论界对此至少有五种说法，都难于成立。 第三，正式泡制者司马光移花接木。司马光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司马光发现了班固作始俑时有两大矛盾：一是武帝七年后，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二是说不清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为此，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从武帝七年提到了元年，并同时将武帝六年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从历史上抹去。这就告诉人们：汉代只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不过，司马光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后人的广泛批评，如“武帝元年未置《五经》博士，何来董仲舒的儒学对策”？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铮铮铁史，《史记》、《汉书》都有记载，怎么能随意抹杀？ 由此可见，刘先生要想用汉武帝未搞思想专制，来证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思想专制，必须要先证明汉武帝确实采纳并实行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要证明汉武帝确实采纳并实行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笔者上面提出的问题则能回避。 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实践中的另一面的后果究竟是什么？ 刘先生说：“深究历史，还应当看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以来的实践中还有另一方面的后果与作用。”“首先，董仲舒这一建议确立了设学校的制度，变春秋战国以来的私学为官学，使地主阶级子弟可以由入学学儒而化为官僚”；“再者，董仲舒建议及其实施还引发了又一个影响深远的后果，那就是为中国政统与道统思想的进一步确立及其自阴阳五行学说向儒学方面的转换开了端”；“其三，汉武帝对于儒学以外的诸家学说，并非只有抑黜的一面，而是还有维护、保存使其得以流传的另一面”；“其四，‘罢’、‘尊’的举措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改变了秦的旧政，从秦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变为‘以经为教’，‘以儒（经师）为师’”等。（16） 刘先生不仅对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出了不同于理论界的新解，又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唱起了赞歌，似乎汉武帝崇儒新政的所有成绩都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有必然联系。 应当指出，刘先生的这些赞歌，不是什么新见解，而是班固当年的老调重弹。班固在《董仲舒传》中不是说“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吗，刘先生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又做了点附会而已。但刘先生的这些看法同样根据不足。（17） 关于“设立学校制度”。诚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前两策，都有“兴太学”的建议，但如前所述，不能证明《天人三策》的前两策为董仲舒的作品，也不能证明汉武帝“立学校之官”采纳的是董仲舒的建议。相反，《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班固在《武帝纪》中也承认：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举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又《汉书·循吏传》说：武帝“立学校之官”本自文翁的“起学官”：“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斋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关于“董仲舒建议及其实施引发的中国政统与道统思想的确立及其自阴阳五行学说向儒学方面的转换开端”。由于刘先生对此没有细说，笔者只想提醒刘先生：1、中国自古就是政统与道统合一的，只不过在此之前，秦是“申韩之治”，汉初是“黄老之治”而已；2、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合一，不能归于董仲舒，而是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因为如前所述，无法证明汉武帝真的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至于从阴阳学说向儒学方面的转换，也不应归于董仲舒，仍是田蚡人等努力的结果。董仲舒的真实学术，是继续光大阴阳五行学说，如班固在《礼乐志》中说：“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不过，“董仲舒始推阴阳”是事实，“为儒者宗”不确，因为现在理论界连董仲舒为儒家都证明不了！怎么能说他是“儒者宗”？（18） 关于“汉武帝对于儒学以外的诸家学说的维护、保存、使其得以流传”。诚然，武帝时期，对于儒学以外的诸家学说都有维护、保存、使其得以流传的另一面，但是，汉家维护、保存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家学说，并不是从董仲舒对策起，而是自古有之。汉初曾因秦法，制“挟书律”，但自惠帝后，吕后明诏“除挟书律”。（19）这为各家学说的保存奠定了政策基础。文帝时期，文帝就曾广征书籍，如曾派晁错到伏生家承授《尚书》等。（20）武帝时期，保护各家学说是因袭吕后、文、景政策，后来刘向父子校书亦然。就是说，汉代统治者保护各家学说并非是采纳了董仲舒的对策，也不是从尊儒才开始的，它是黄老之治的政策延续，跟董仲舒不沾边。尤其是，汉武帝继承了保护各家学说的政策，只能反证他未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否则，百家不是真的被废了吗？ 关于“改变了秦的旧政，‘以经为教’，‘以儒为师’”。诚然，汉武帝以后实行了“以经为教”、“以儒为师”等政策，但必须清楚三条：一是汉废秦代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并非是自此时，而是在“黄老之治”时期。如文帝时，就有诏书说“三老，众民之师也”（21）等；二是汉代并非完全废除了“以吏为师”，只不过是既“以儒为师”又“以吏为师”并行而已，如汉代一方面举“廉吏”：“廉吏，民之表也”（12）；另一方面又以“三老、孝弟以为民师”（23）。尤其是，汉代“以经为教”、“以儒为师”应首推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刘先生把这些所谓功绩都记到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账上，没有根据。 附带讲一句：不要忘记宋、明理学思想专制的血腥。笔者虽否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客观性，但认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在历史上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而是曾被实践过，那就是宋、明理学时期。宋人对董仲舒最推崇，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感兴趣，如孙复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24）“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就是司马光正式泡制出来的。司马光泡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不是在写历史，而是为现实服务，即为宋代以后的理学思木想专制制造理论根据。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打儒家旗号搞思想专制的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以董仲舒为首的董学，另一个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他们共同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笔者早曾指出，“董仲舒非儒家”（25），“宋明理学非儒家”（26），他们搞的思想专制都与韩非的“义理”学说有关。所以，历史上不存在儒家思想专制，更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说，搞思想专制的董学与理学，他们理解的儒家，都不是仁政，而是义政。他们这种思想专制，如明、清“文字狱”，打击的不仅是李贽等非儒家，更重要的是打击真儒家，尤其是亚圣孟子，反对孟子的“民贵君轻”、“臣可易君”等思想。（27）所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宋明以来的社会实践中，是充满血腥的，“五四批孔”实际都是董学与理学给儒家栽赃惹的祸！ 注： （ 1）（2）（3）（7）（12）（16）刘桂生：《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成因》，原载《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瘁》（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北京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胡星斗：《文革与诸子百家》（电子版）。来源：故乡中国研究，发布日期：2001年7月27日。 （http://guxiang.com/xueshu/others/guoxue/200107/200107270032.htm） （5）拙作：《韩非非法家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6）（26）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报刊文摘》1995年7月27日转摘；《新华文摘》1995年第9期转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5年第9期转载。 （8）（13）（14）（15）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报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转摘；《求是》之《内部文稿》1994年第3期转摘；《新华文摘》1994年第3期转摘，等。 （9）柏杨：《资治通鉴》（现代语文版），第5册，第83页。 （10）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独乐园诗》。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17）拙作：《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 期；《新华文摘》2001年2月转摘。 拙作：《班固董子观献疑》，载《岭南学刊》，2002年第1期。 （18）拙作：《再论董仲舒非儒家》，载：《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思考》，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9）（20）（21）（22）（23）《汉书》：《高后纪》；《爰盎晁错传》；《文帝纪》；《文帝纪》；《武帝纪》。 （24）《睢阳子集补》。 （25）（27）拙作：《宋明理学非儒家论》，载《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6年第8期转载。 上引拙作都重发于“孔子2000网”：http://www.confucius2000.com/。 初稿于1999年12月，修改于2002年6月。 孙景坛 于南京困穷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