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有十分优秀的品质,概括地说,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民本。中国农业社会培育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就是“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植根于重农、尚农的普遍社会心理。农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者“安居乐业”。只有在农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下,社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天下才能太平。反之,如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丧失基本的生存条件,就会被逼得“揭竿而起”、“聚啸山林”,再强大的专政手段也难以控制。这类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很早就提出了“知人”、“安民”的观念。老子曾经提出,“圣人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提出要施行“仁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提出“民贵君轻”,“政得其民”,“民为贵,社稷次之”。荀子更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亦覆舟”。唐太宗李世民在与魏征等人的对话中,就一再强调“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道理和教训。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重民心、顺民意的民本思想成为进步文化人关心民生疾苦的高尚精神支柱。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孔子的“苛政猛于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都是民本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政为民的理念,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就是“民本主义”,但从文化的渊源来说,也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赋予了它更高的境界和更新的含义。传统文化中所说的“民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更多地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争取民心,以维护其统治地位。而我们所提出的执政为民,是以共产主义为理想,追求普天下人民的共同幸福,是无私的、全心全意的、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第二,务实。中华文化的主体,无论是诸子百家学说,还是文人雅士的诗文歌赋,乃至作为大众文化的民间信仰和风俗,都与“耕作居于支配”的生产关系紧密相通。 在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事耕作的节奏早已与社会生活的节奏相重合。汉族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都是由农事节气演化而成,而不像其他许多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习尚的根深蒂固、传播久远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上古经典《周易》有言,“不耕获,未富也”。中国“礼”文化的创导者周公旦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认为统治者要求得到社会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体谅农人的艰辛。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在阐明发展农业是成就霸业的基础时说,“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各地,以刻石方式表明自己的治国方略,琅琊刻石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认为崇尚农业(上农)是富民的根本。汉文帝刘恒、昭帝刘弗陵曾先后昭示天下,“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天下以农桑为本”。 “重农”不仅是统治者的政策需要,更是一般民众的普遍心理,“乐天安土”、“耕读传家”是中国人的普遍文化心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培育了中华民族群体心理的务实品格。人们在农事劳作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说空话无益于事,实心做必有所获。“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华民族的一贯精神。脚踏实地,讲究实际;重于实践,务求实效;说实话,办实事,实实在在,中华民族的语言中唯实的词句不可胜数,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中华大地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务实品格。 中国人的务实品格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宗教的态度。自周秦以后的两千余年间,虽有种种土生的或外来的宗教流传,但中华民族从未陷入全民性的宗教迷狂。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终压倒神异的、出世的思想。力求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潮,是儒学而不是宗教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