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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众多帛书中，有一本被名为《五行》篇。整整20年後，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村第一号楚墓出土的众多竹书中，有一本自名为《五行》篇。 两篇《五行》的最大不同是：帛书有《经》有《说》，竹书有《经》无《说》。《经》的部份，除几个章节次序互换外，内容方面基本相同。 20年前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个《五行》篇，正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作为子思孟轲学派代表作来批判的那个"五行"；20年後它与子思其他著作相伴再次出土，并且自名曰《五行》，遂使此前的断案永毋庸议。 但是，新的出土也带来了新的困惑。那就是：何以竹书没有解说部份？帛书的解说是否後缀上去的？以及，竹帛二经的次序不同，有无实质性的意义。 （ 一 ） 让我们从容易开始的地方开始，首先来比较一下二者的章节次序差异。 为了叙述上的简便，我将沿用20年前对帛书《五行》篇的处理法，将全书分为28章[1]；相应地，竹书《五行》也分成同样的章节，以便对照。 对照一下将会发现，在章节上，两书有两处不同。一处靠近末尾，谈认识论的那几章，帛书的顺序是：目而知之，譬而知之，喻而知之，几而知之；竹书的顺序是：目而知之，喻而知之，譬而知之，几而知之。 这里谈的是四种认识方法，其中的"譬"和"喻"，都属于类推法，只是用语上的不同，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异。两书在叙述上颠倒了一下，即使不是传抄之误或笔误，也很难说有优劣之分。所以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另一处章节上的不同较大，涉及到第10章至第20章间的所有次序，而且关系到思想内容方面，值得认真注意。 帛书的第10章、11章、12章、13章，分别谈仁、义、礼、圣智之所以；第14章、15章、16章、17章，对仁、义、礼、圣智的所以，再做进一步的论述。第18章，总说仁义礼智圣五行，19章，总说仁义礼智四行。 竹书第10章以前的章序，与帛书同。惟第10章，先谈圣智（文同帛书第13章）；11章、12章、13章，分谈仁、义、礼（文同帛书第10、11、12章）。相应地，第14章再谈圣智（文同帛书第17章）；15、16章遂接着圣智谈五行、四行（文同帛书第18、19章）。第17、18、19章，则再谈仁、义、礼（文同帛书第14、15、16章）。到第20章，两书章节又合流为一。 可以看出，两书在这一处的次序差异，不是错简所致，不是手民之误，也不像出自两个来源，而是理解上的不同。帛书按仁义礼智圣的次序谈，循序而进；竹书则先谈圣智，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根据这种理解，竹书或帛书的主人，乃有意识地对原书次序做了一下调动。 从文理和逻辑来分析，帛书本的次序，较为合理，因而可能是本来的面目。竹书本先仁义礼而谈圣智，於文理於逻辑，未尝不可；但它接着圣智连带谈了五行四行，把一个总结性的论断提到了不前不後的中间位置，便未免进退失据，露出马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