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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学文献的“政治解读” 人们一般认为儒学包涵“内圣”和“外王”两部分。很明显，本书以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政治文化在传统儒学中不属于“内圣”而属于“外王”。本书的所有着眼点，一言以蔽之，即以重视“外王”的慧眼观察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化”也构成了作者独到的诠释视野，而由于这一诠释和解读视野的转换与建立，使得从前思想史学者耳熟能详的道学观念与道学文献，被焕然揭示出政治的意义，得到了新的理解。我仔细检视了作者的这些解读，觉得这些理解是合理的，有说服力的，此种研究方法，值得重视。以下试举数例，以见其创获。 一般认为，道学的“道统”观念是指以十六字心传为内容的儒家内圣之学的传统，而朱熹的《中庸章句序》则是此种内圣道统观的典型表达。余先生经过细致分析和解读，发现在朱熹的《中庸序》里，“道统”和“道学”是有所不同的，即以尧舜至文武为“道统”之传，而以孔颜曾孟为“道学”之宗，道统和道学被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二者的不同在于，上古圣王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特征是内圣外王合一；而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分裂，孔子开创道学，专注于道体和内圣的学问。因此朱子笔下的道统观念，外王是其中重要部分，黄幹以后理学的内圣道统说则把朱熹的道统观念变成了道学之统的概念，消解了其中外王的一面。余先生此说强调朱熹“道统”观念的外王涵义，发前人所未发。 张载的《西铭》是道学的经典文献，依余先生的诠释，《西铭》的中心意旨是发扬士的“承当”精神，即北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此种意识在《西铭》中更加拓展，放大为以宇宙为己任。此外，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陆象山的“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也不能仅象哲学史的诠释从唯心论的角度去了解，也应当被理解为同一种士大夫的承当意识的体现。这种从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意识出发的解释，决不是牵强的。关于《西铭》的思想，现代学者有一种批评，认为张载把宇宙宗法化。但余先生指出，这种宗法化的结果，从政治意识来看，君主和一切人因同出于“父天母地”而变成“兄弟”，因此所谓的宗法化包含着以此种方式削减君主的绝对权威的意义，缩短了君与臣的距离。由于在《西铭》的结构中，君主只是宗子，臣民成为旁亲兄弟，君与相之间获得新的安顿，而传统“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将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显示出理学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开创精神，可视为以此种曲折的方式对君为臣纲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余先生的这些诠释与已有的哲学思想史解释并无冲突，可以并行不悖，而这些新的解释确实富有启发意义，也相当重要。这也说明，由不同的问题意识所形成的诠释眼光，会使得文献以前被忽视的面相在新的诠释眼光透射下被彰明出来。 又如，张载曾评论二程兄弟：“昔尝谓伯淳优于正叔，今见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诚切。”此语治理学者皆很熟悉，但多注意“伯淳优于正叔”的比较，而余先生则着重抉发其“救世之志诚切”，认为这显示出道学创始人对“天下国家”的深切关怀。又如文彦博对神宗言皇帝应当“与士大夫治天下”，余先生更拈出程颐《经说》中“与之同治天下”一句，指出其与文彦博语贯穿同一精神，从而认为“君臣同治”与“君为臣纲”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指出这是宋代理学对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重大修改。这一类的例子还有不少，余先生由此提出，道学对“为己”“自得”的强调其实只是道学的起点，而道学的终极目标是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 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是思想史上人多熟知的一幕，一般都作为历史哲学或历史观来研究和分析。余先生则引陈傅良对朱陈二说所可能引出的政治后果的判断，来分析其中所可能包涵的政治意涵的向度，即陈亮之说足以导致“上无兢畏之君”，而朱熹之说则可能开启“下有觊觎之臣”。余先生认为，陈傅良这一关于“骄君与乱臣”的观察，将朱熹陈亮二说的政治意义充分发挥出来了，“由此可知在当时的儒家政治思想的脉络中，陈说实为君权张目，是比较保守的，朱说约束君权，反而是比较激进的。”（上48）他还指出，《中庸序》和朱熹答陈亮书的共同基调是用“道”来范围“势”，以“道”批判“势”，引“势”入于“道”，这既是“理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成就”，也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上53）陈傅良之说亦为研究者所知，但以往学者皆未注意由此发掘其政治意义，本书这一分析从一个新的意义上探讨了朱陈之辩的意义。 最后是关于“皇极”的例子。朱子有《皇极辩》，陆象山有《皇极讲义》，但以前人们多不注意这些皇极之论的政治背景，如哲学史家一般将此讨论置于朱陆之争中来加分析。余先生则揭示出，“皇极”代表淳熙中和绍熙初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政治路线，有其鲜明的政治意义，朱熹的皇极说是他对当时政治路线的直接批判。揭示这一点，对于重新理解理学的皇极之辩大有裨益。另照余先生的解释，在朱熹看来，如果“皇极”依传统的训诂解释为“大中”，则承认君主对臣下的进退有自由操纵之权；只有把它解释为王者之身为下民的标准，皇极才能一变而成为对人君修身以立政的要求。 本书对理学上述文献的解读和发明，对于重新理解宋代理学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难得的是，作者虽然在政治解读方面多所发明，但并非以此为唯一正确的取径，正如作者在绪说中所说：“我仅仅强调理学系统中有必须通过政治解读才能澄清的部分，但并不是将全部理学都化约为政治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