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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境界论的第三个方面，还指胸襟器度。古人常用“胸次”、“胸怀”、“怀抱”来形容之，认为是一个人道德层次与人生修养的显现。今天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往往从这方面着眼。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人生的历练，当人经历了许多沧桑，往往对于人情世故有些看穿，胸次超然。宋人讲理学修养，往往从这外方面去体悟，比如北宋理学家程颢有一首著名的《秋日偶成》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抒发了一位历经世故、学问洞达的哲人“胸怀宽敞、超越世俗、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尤其是最后的一句“男儿到此是豪雄”，写出了中国文化中人格境界与洞穿世事，回归自我，胸次超然的特点。同时，古人一再强调，做学问如果没有胸襟器度，肯定是做不成大学问的。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说：“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则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也提出，古来成大事业者，做大学问者，一定要有很高的心胸境界。 人生境界论的第四个方面，指人生品味与趣味。比如魏晋六朝是一个追求“雅人深致”的时代，所谓“雅人深致”，是指一个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与门弟血统。而这些最直接的显示便是一个人的趣味，也是人生境界高低的分水岭。同是“竹林七贤”中的王戎，被阮籍骂作“俗物”，就是因为他斤斤计较。北宋黄庭坚说过：“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他认为人不妨生活在俗世中，但心灵境界万不可俗，俗便无可救药，庸俗乃士大夫和读书人之大忌。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其中举了《世说新语》中两个名士的轶事来说明。一个叫祖约的人喜欢钱，一个叫阮孚的人喜欢屐(一种木制的拖鞋)，人们对他们的喜好不能分其高低。但有一天，客人造访祖约，祖约正在数他的财宝与钱物，一时收藏不尽，还剩两小筐钱，见客人来赶忙放在背后，生怕给客人看见，其鄙俗之“趣”可见一斑。客人又去拜访阮孚，见他正在给自制的木屐上蜡，叹道：“不知一生可穿几双屐？”说话时意态潇洒。于是客人通过这件事，终于分出了阮孚与祖约趣味的高低。梁启超举出这件轶事是想说明：“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因此，趣味问题显然与人生境界直接相关。 梁启超主张在青少年时，便要培养高尚的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梁启超重视对于趣味的研究，认为人生境界的高低与趣味直接相关。中国的人生境界论与西方趣味无争辩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六朝时刘勰《文心雕龙》中专门有一篇《体性》，谈到审美情趣与人生境界直接相关。面对今天充斥大众生活中的低俗，谈人生境界论当然不能不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如何激活“雅人深致”的文化传统，是重建我们人生境界论的重要方面。 当然，中国的人生境界论是多元思想组成的。老子与庄子这些道家人物，对人生境界的理解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老庄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取得自由，不能摆脱“人为物役”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的自由本性受制于各种外物的束缚，只有将这些束缚人的“假我”、“非我”统统扔掉，人类才能走向自然，实现自身价值。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假托颜回之口提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道)谓坐忘。”庄子用“心斋”、“坐忘”的心理特征说明人生境界的实现。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比如对于自由情性的追求，对于高风遗韵的向往，都与老庄的人文精神有关。 老子与庄子所确定的这种人格本体主义在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其特点便是从思辨走向了现实的人格严肃主题。魏晋文化与魏晋人格的永恒魅力，就在这种社会场景中悲剧性地全面展开。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言：“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汉魏以来，围绕着人生的意义主题，各种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样几种：一种是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另一种是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再一种就是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中国古代的人生境界论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 中国古代的人生观，虽然存在着儒道两家的对立，但是这两派的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儒家与道家都将人格境界奠定在农业社会的天人合一意识上，主张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建构人格，而不是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中建设人格，这就造成了儒道两家文化人格的顺从性与和谐性。儒家“与天地参”的道德境界，与道家的自然之道也可以相通，孔子晚年也希望自己能在“浴沂舞雩”的美境中获得解脱，他的“浴沂舞雩”与庄子的“逍遥游”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生的自由境界。儒道两家人格的不同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活力与人生境界的多元化，他们彼此之间的互补，造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的广博精深，中国后期受儒学熏陶的文化人物，没有不出入佛老的，苏轼就是典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