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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举与中国人的宗族观念 中国是宗族社会。中国人有着很重的宗族观念，表现在科举上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即使在现在，读书也是一种奢侈的事，在古代更是离不开父母妻兄的支持，离不开家族的支持。这一点黄仁宁先生有深刻的分析。科举成功表面上是一个人的事，背后则是全家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苦心经营。“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 明代哲学家李贽曾作过姚安知府，以后为了脱离宗族关系的束缚，竟然选择了剃度出家。散文名家归有光向朋友写信诉苦，说他不能避难他迁。因为他若离开昆山，必得携带族人百余口同行。中国古代法律讲究株连，荣耀也允许共享。父母可以因为儿子的成就而获得诰封。 家族是一个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科举带来的荣耀也不是一个人的是，而是家族的共同荣耀。认识到科举的这一特征，一个人做官之后，就不能对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如果他不照顾回报亲人族人，是违背中国社会伦理的。外人也并不一定称其正直，反倒说此人六亲不认。这种人一般结局悲惨。海瑞可为一例，其行为耿介连皇帝都不认同。海瑞同时代的人虽称其清正，然却敬而远之。海瑞死后财产只有白银二十两，连丧葬费用都不够，自然没有余钱回报族人。历史注定了海瑞是一个悲剧人物。历代清官大多难以逃脱此种命运。 6、科举与中国人的婚姻恋爱观 中国人认为的理想婚姻模式是“郎才女貌”。女貌好说，朗才的表现就是科举的成功，重才实为重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青年男女自由恋爱遭到父母反对，他们要战胜父母，只有男子应试取得功名这一个途径。从唐人传奇《李娃传》开始，落难公子中状元就成了中国文学作品宣扬个人成功的一个固定模式。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制度下，科举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唯一手段，科举成功就有了一切。在西方，改变命运的手段是发财。唐代传奇《会真记》中的张生与莺莺的婚事遭到老夫人反对，张生被逼赴京赶考。考试得了官后，却又抛弃了莺莺。《会真记》的作者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元稹本来爱慕一位才貌俱佳的下层出身的姑娘，后来负心另攀高枝。同时代的人包括白居易等都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反认为是善于补过者。《会真记》中双方地位对比的变化完全取决于科举。而基度山伯爵则是因为发现了秘密宝藏而得以施展报复。西方封建社会因为实行等级制度，贵族世袭，断绝了一般人晋身仕途的道路，把人们的执着和冒险精神引入了商业与海外探险事业；中国则以科举制度把社会注意力引向求官。中国人吃苦耐劳、锲而不舍，愚公移山的精神在科举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金榜题名”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被列为人生四喜之最大一喜。唐代新科进士有宴游曲江之俗，不仅人们争相观看，也是公卿门第择婿的好机会。到了宋代，门第观念淡化，科举成了决定一个人身份的唯一标准。王安石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金明池上路，就是新科进士赴琼林宴的必经之路。公卿有女待嫁者天不亮就在路上等候。夫贵妻荣。为妻者无不期盼丈夫科举得中，出人头地。唐代杜羔科举落第，其妻刘氏寄诗给他：“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杜羔接诗，无颜回家。回到长安攻读，后来终于得中。其妻又寄信给他，提醒他不要变心。科举成就了多少姻缘又毁掉了多少姻缘，谁能说得清？它给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关系蒙上了厚重的阴影，损害和扭曲了夫妻感情，使双方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科举失败固然是悲剧，成功了也同样是悲剧。科举对中国人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本质上是悲剧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