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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它迎合了“百家讲坛”等官方媒体和广大受众的某些需要。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虽然声称志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但潜规则是两个：一为政治正确，二为高收视率，因为这都关乎其切身利益。制片人万卫就曾明示：就是要在“人心充满困惑的背景下”，让《于丹〈论语〉心得》充当一个 “心灵按摩器”，让它“深入到读者心中，敏感地把握内心的不适，及时地给予心灵最妥帖的抚慰”。说白了，就是给那些难以“适应日常秩序”、心怀“不满”和“不平”的人群，服用一副安慰剂。这虽然并未全面解读当今“和谐”方针，但其“稳定”功能，显然为各级大老所欢迎。 确如有人所说：“大众意义和快感永远不可能摆脱那些生产着服从关系的力量”（约翰•费克斯《理解大众文化》第140页）。中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官方媒体无不承担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因此，较之西方，流行文化“收编”消费者、“让人以顺从代替主体意识”（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第23负引阿多诺）的倾向尤为突出。象“百家讲坛”这样的栏目，故然要适应大众需求，但同时也制造需求和“顺从”。 而“百家讲坛”的权威地位和广覆盖率，又成为最有效的广告。没有“百家讲坛”，就没有于丹的走红。难怪她一再表示：“还是要感谢这个平台。” 于丹其人其书的欣赏者，基本是初、中等文化程度，教养程度和辨别能力、分析批判能力较低的群休。他们对社会、人生和文化现象，多具有一种非理性的盲昧性。这些人面临社会转型期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失序，往往困惑不已，无所适从。他们无法找到自我确证，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需要偶像确证、代表自己，过去是奇里斯玛式领袖，现在是高雅的文化明星。他们又极易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渴求感动自己的演说家。当此之时，忽然有位演说家跑来亲切地关注，帮他们解除困惑，送给他们“心灵快乐”，能不如久旱逢甘霖，热烈地地拥抱她吗？大众又是实用主义者，对《于丹<论语>心得》的实用性自然推崇备至：“于丹讲的东西超实在，超有用”，“可操作性极强”；“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最直接、真实、朴素的真理”。确实，“心灵快乐”，立竿见影，一用就灵。作者是应该适应民众需要，但适应的同时是否还要将其提升呢？ 确如有人所说：影响群众头脑的是各种幻想的词语；凡是能向他们提供了幻想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10页）。于丹向他们提供了“心灵快乐”的幻觉和虚幻满足感，他们便认于丹为自己的“主人”。已有不少人表示钦仰于丹的“生活方式”，也即“内心淡定”。至于于丹在生活中是否真的如此，并无细考。大众文化的灵魂是强烈的情感性。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均善于借助大众的情感而非理性以获成功。传播学专家于丹，自然深谙此道。大众不爱逻辑论证，不受推理影响，只能理解、接受那些拼凑起来的简单观念。因此，凡是习惯于用推理和讨论方式说明问题的人，便都为群众所憎恶。批评于丹的书遭冷遇，完全在人意中。 当今又是图象称霸的时代。未受专门语言逻辑训练的大众，都具有视听崇拜，渴求视听快感，所以时尚文化又称大众视听文化。刘新武、易中天的逻辑思维能力大大超出于丹，不会说出“所探讨的不是学术的内涵，而是学术的外延”一类胡话。但于丹的视听表演技巧，却使这些男星相形见绌。于丹视听形象使受众如醉如痴，请听他们的观（读）后感：“我喜欢于丹老师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感觉”； “听到这些故事感觉是离我们那么近，就像小时候隔壁家的阿姨在给我们讲故事一样”； “听他的故事，就像听评书，跌宕起伏，精彩绝伦”；“靓老师还有一个靓声音，于丹老师声音气很足，想必是当老师练的，发音圆满，到位，光有吸引力的声音就吸引不少目光”，等等。形象最能触动情感，而大众又最渴望情感。由此足见，受众爱的是于丹，而不是《论语》和孔子。于丹的粉丝们，又有多少会认真读《论语》呢？尼尔•波兹曼指出：电视的图像性质，“决是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要求”（《娱乐至死》第120页）。以此而论，理论文本根本就不适宜于在“百家讲坛”宣讲。 拙文虽重在批评于丹，却不主张“让于丹下课”。而是希望于丹一类讲演者，要珍惜才华，更严肃认真地对待经典，慎重选择课题和价值观，交给观众和读者真实、健康的“心得”。至于传统文化专业研究者，也可从中吸取若干教训：在经典阐释中，应既富有现实感、时代感，又充分尊重文本和历史；既要学习于丹们通俗化的才能和技巧，又要力避媚俗、迎合时尚。当代知识分子，如不愿或无力做一个“志道”者，起码也应做一个独立、理性的研究者，有分析地对待权力和大众。当然，还应始终保持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精神，努力争取经典阐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