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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为弥缝满、汉畛域，重视儒学以取得汉族士子的归附，因而对学校十分重视。顺治九年（1652），福临皇帝亲自到国子监视学，行释奠礼。康熙皇帝亦亲到国子学拜谒孔子像。其后，直到咸丰皇帝，每位皇帝在位期间都亲到国子监视学。其中，对国子监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有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 康熙皇帝对国子监的重大影响是推崇理学，确定了理学在儒家各流派的独尊地位，把非理学斥为异端稗说，一概加以排斥。他表彰程朱，御纂《性理精义》，将朱熹列入孔庙，用以配祀孔子，曾作《理学真伪论》，阐发他对理学的理解，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作为国子监和府、州、县学的必读之书。他赞扬朱熹之学为“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对精通理学的大臣，他倍加礼遇。祭酒徐元文因以理学施教有功，康熙皇帝特作《祭酒箴》一文加以褒奖。在他统治时期，《五经》教材全用理学家的传、注。他还重视对理学身体力行，他训诫各级学校的学生，“秉忠贞以立志”，要求他们对理学“穷经考义”，使“文章归于淳雅”，要求学生“先立品行，次及文学”，要求他们以真实的理学学问参加乡试、会试这一“抡才大典”。 雍正皇帝对国子监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雍正三年（1725），他规定在国子监祭酒之上设立皇帝特简的管理监事大臣，提高了国学的地位，使之超乎礼部之上，加大了管理的自主权，扭转了满汉两祭酒办事不协的局面。曾在雍正年间担任过司业、祭酒的刑部尚书孙嘉淦在乾隆二年 （1737）被特简为管监大臣，他大胆地改革了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把课程定为“经义”和“治事”两类。他还任用由“明经科”荐举而来的制科人士任教，深入讲授五经经义，探其原本，讲明人伦日用之理。所谓“治事”，即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之类有关从政方面的知识，大大超出经学范围。在季考和月课中，将“治事策论”列为考试内容。在教学方法上，允许学生有独立的见解，甚至存有疑义，同教师讨论。因此，在他管监期间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教官中有进士出身，有举人出身，有贡生出身，甚至有监生出身。教师中人才济济，有“四贤五君子”之称；学生则以研究实学为务，各自奋发砥砺。 乾隆皇帝对国子监的建置有重大改进。在宋以前，国子监都有“辟雍”，乃仿西周所谓“辟雍，天子之学也”。宋代将辟雍降为外学，元、明国子监不设辟雍。乾隆四十八年 （1783），为了“宣教伦，昭文明而流教泽”，乾隆皇帝下令在国子监修建辟雍宫，命令尚书德保、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刘墉、侍郎德成督修。次年，辟雍宫落成。乾隆五十年，皇帝亲临国子监，仿西周辟雍之制，至辟雍宫举行讲学礼。他命大学士伯爵伍弥泰、大学士管理监事大臣蔡新进讲《四书》，命满祭酒觉罗吉善、汉祭酒邹奕孝进讲《周易》，并颁谕《御论》二篇，宣示义蕴。所有王、公、大学士、衍圣公以下各官以及在监学习的贡、监都环立四周听讲，人数多达3088人。这是宋、辽、金、元、明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辟雍大典。这次盛典把国子监的地位推到了巅峰，自然也振奋了学子在仕途上的激情。国子监更充分地发挥了主体官学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