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原为《五经》中《礼记》四十九篇的第四十二篇。在汉、唐时代未受重视，至唐韩愈在《原道》中引用<大学>章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引证儒家道统，始被注意。张横渠也曾推许<大学>是出于圣门；又二程亦表彰<大学>、<中庸>二文。此后，<大学>、<中庸>常并称；迨至南宋朱子从《礼记》抽取<大学>和<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辑成《四子书》又名《四书》，为之分章注释，重订<大学>章句，加上<格致补传>，并订<大学>为《四书》首卷，视为学者入德之门，使之有独立地位；自此以后，士林推重，《四书》受元、明、清君主推崇，定为科举首业。[1]一跃成为儒家必读经典，地位更超越五经，影响甚深。 关于《礼记·大学》成书时代，由清人至近代学者，考究甚详，然争议亦多。现根据劳思光、徐复观及岑溢成诸先生的分析，综合如下： 所谓《礼记》，根本为编辑而成之书，其资料来源先后不一；其时代则最早在河间献王时，究竟河间献王所献之《礼记》，乃何时期之作品，亦不能定。至大小二戴编选、马融补足等过程中，保有旧记若干，尤不能知；是否掺杂编补者自作之文，亦未可定。[2] 所记之文，甚至对伪托之各篇作者——如周公作<月令>，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等等，皆以为确然。于是不仅孔颖达尊此书为经。[3] “《礼记》在西汉时编辑成书， 书中各篇作者不祥。汉儒郑玄曾指出其中四篇作者，也许是传闻或臆测”，[4]至今<大学>古本作者亦无从考订，仍阙疑。现从大学的内容分析，其常引先秦文献， 行文流畅，系统一统，结构清晰；因此推断<大学>的作者是个熟读先秦文献、系统性强、重视儒家心学，并且发扬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佚名隐士。 至于《大学》的成书时代，徐先生从文献的内容考究，他认为： 欲解决《大学》成篇的时代问题，我觉得应先从“大学”一词的本身加以考察。在《诗》、《书》、《易》、《仪礼》、《周礼》、《左传》、《国语》、《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等重要典籍中，皆不见有“大学”的名词。[5] 从先秦多部文献的考查，皆不见有“大学”这个名称，相信在先秦时尚未有“大学”这个名称。至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已有与“小学”相对之“大学”，……不称大学而称之为“学”乃说明大学之观念尚未形成。[6]所以“大学”此观念在秦代尚未流行。 直到《礼记》的出现，始见有“大学”这个名称。徐先生亦谓： 正式提出“大学”名称的，在《礼记》中除<大学>外，计有<祭仪>、<王制>、<学记>及《大戴记》之<保傅篇>。<保傅篇>取自贾谊上书，……<王制>乃汉文帝令当时博士所编。……<祭仪>亦成于西汉儒生之手。[7]“大学”或“太学”的观念，乃西汉初年才流行的观念。[8] 综合上述诸家文献考据，“大学”这名胜在西汉之文献中，广为人用，故大学或太学是西汉前流行的观念。并且，《大学》成篇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或者详尽一点，在《尔雅》出之前、汉武帝前。作者不祥。 至于<大学>单行本时代问题，过往学者认为：“宋司马光作《大学广义》一卷，及<致知在格物论>一篇，而<大学>始有单行本”。[9] 在宋朝司马光撰《大学广义》及<致知在格物论>二文后，《大学》才开始独立成书。 但依《张载集》记载，“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10]横渠认为《礼记》虽然是杂书，然而，<中庸>与<大学>却是继承儒家系统的文献；同时视为《礼记》的篇章。所以<大学>尚未有单行本；而且据岑溢成的考据，<大学>由于朱子编订《四子书》后，才开始有单行本。 据朱子辑录二先生语：“<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11]从而可知二程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或孔门一系的后学所写的文献。程伊川又谓“《礼记》言‘克明峻德；顾是天之明命，皆自明也。’皆由于明也。”[12]《礼记》所记载“克明峻德；顾是天之明命，皆自明也。”此句本是<大学>内文，程伊川视此句为《礼记》所言，即在北宋时期<大学>仍然未成单行本。 <大学>篇章虽然未成书本，地位已相当高，《二程遗书》又记载程伊川答门人语录谓“棣初见先生问：初学如何？曰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13] 从上述文献记述所知，程伊川虽极表彰此文，此种所谓《礼记》言，实即<大学>言，二程及他们的弟子还没有视<大学>为独立文献，依然被视为《礼记》中的一篇。因此，<大学>成书于朱子辑《四子书》始正式成为独立文献。故总结《大学》的成书背景及演进过程如下。 <大学>原是《礼记》的一篇，初不受重视。最先标举此文，视之为有代表性的儒家典籍是韩愈；程伊川因此赞许韩氏有卓识。现推断的结论是，在北宋<大学>得到司马光作《大学广义》注解、横渠推许及程伊川的大力表彰，使<大学>普遍受到儒者重视；及至南宋，朱子于孝宗淳熙（1174-1189）时编订《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才真正单行，逐渐成为儒家的根本典籍。另一方面，岑先生认为“元仁宗以后，《四书》及《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科举首业，<大学>更进一步随《四书》成为各学校的基本教材，更成为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14]至元代仁宗之后，《四书》被官方定为应考必读之书；在此历史机缘下，《四书》被发展为普遍教材，广泛地为士人所读诵，加速了《四书》的流行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