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学宫 为粤人“重商轻文”正名 教育，是人类文明传递的圣火。追溯广府的教育轨迹，自有其特异的光彩。所谓粤人“重商轻文”一说，多有不实。 广府何时兴学不详，但最迟于西汉后期，广州已出现培养士人的教育机构。三国初，东吴骑都慰虞翻谪放番禺，在虞苑(今光孝寺)设宫讲学，门徒数百人。隋代废九品中正制，创立科举制。到了唐代，科举教育体制更趋完善，各州县都设置了学校。在广州，高宗龙塑中，广帅“明婚冠于县邑，布庠塾于闾阎。”文人学士、高官政要，如孔戣、李勉、宋璟、李翱、刘禹锡等，均在广府兴学敷教，而登科取第者颇不乏人。南汉国立，便开科取士，延揽人才，教育自是有声有色。到了宋代，随着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州学、县学相继建立。仁宗之际，广州已有州学，至宋代，全部州学、过半县学均已创立，广州成了文人荟萃之地，李昴英说这里“文风彪然日以张，虽蕉阜桄林之墟，蛎田蟹窟之屿，皆渠渠斋庐，币良师以玉其子弟，弦歌铮管想闻。”元代，官府在农村大力推行乡学，广东亦不例外。清代教育沿袭名制，中央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乡设义学、社学。广州设府学宫，为广东最高学府。番禺、南海各设县学宫，统称儒学。至于公私书院、书塾之设，更是不计其数。 泊至近代，广府教育更是领风气之先。广府人兴学，重务实，而轻仕宦，所以，以仕途来衡量教育是否发达，从而引起“重商轻文”的结论。这本是“官本位”观念在这上面的反映，现在应予摒弃了。因而，重新审视广府的教育，得出正确的结论于今天更为重要，而不仅仅是个“正名”的问题。（陈鸿均） 学宫教育 尊孔崇儒 科举考试第一关 关于广府学宫从宋代到清代都开设哪些课程、有哪些人执教、出过哪些名人，因史料没有记载，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较为粗略。1999年编的广州市志卷十四简单记述了广州府学的科举状况：科举考试分岁、科两种，岁考每年一次，录取名额为：广州学宫取广州生36名，东莞、宝安各2名，共40名。番禺、南海两县学宫各取20名。 关于宋代广府学宫的教学状况，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办专家组组长陈登贵认为，宋代时府学为广州最高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中学。而且，当时已有科举制度，因此入府学必须经过童生试，即必须是秀才才能进入这里读书，教授内容为儒学。 到元代，因元成宗把孔子这位儒家祖师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因此，当时的学宫被称为庙学。有专家研究，庙学的讲学方式、时间以及来受教者与书院是完全不同的，宋代的番山书院这时仿似成了专门宣讲儒教的道德伦理的“教堂”了，庙学则属社会教育，通过这种庙学形式，尊孔崇儒的风尚遍及民间，深入社会各阶层。 明初，庙学改称府学。学宫的功能与元代庙学不同，是新考取秀才(入学)后继续修习举业之地，管教较严格，要定期接受教官主持的月考和提学官主持的岁考(升格考试)与科考(参加乡试前的预考)。初创时，府学有生员40人，设教官1人(称教授)、训导4人。 清承明制，府学的功能与明代大体相同。每月初一、十五，凡新考取秀才的府学生员由府官率领到大成殿朝圣，至明伦堂拜谒学官老师，才正式成为生员，又称入泮、入学。到了嘉庆年间，管教日渐松弛，官学也不再是主要的求学之地了，但仍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作为科举考试的第一关，能有资格到此参加朝圣入学仪式，则象征着读书人在读书、考试的道路上已能云程启轫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