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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此文正式发表于《文化中国》（加拿大，中文季刊）2008年第3期。正式发表的标题被编辑改为《文化复兴与制度支援——关于文化与制度的因果关系》，这里仍用原标题，并对正式发表的稿样有改动。】 摘 要：甲午战争以后，许多国人受制于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随着古代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裂变，历史文化就无所依托，因而无法不式微。但是，本文采用归谬法，却得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结论：制度的变迁并不决定文化的命运，文化复兴是可能的。当然，可能复兴的未必都是值得复兴的，我们需要择善而从。对于值得复兴的文化，其复兴也并非自动发生的，它需要制度的适当支持。 关键词：文化复兴 历史文化 制度 依赖 因果关系 一 从王国维之死看文化与制度的关系问题 一个人自杀，一定要为自己找个理由，但他的理由并不一定成立。如果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仅仅是自托，而且是同情之了解，那么，王国维应基于如下理由而自杀： （1）古代文化是王国维的精神生命，如果天将丧斯文，则他将为之殉情。这可以说是王国维殉情的前提。（2）因世道已变，斯文大势已去，故天将丧斯文。这可以说是王国维的直接理由。（3）所以，王国维殉情。但问题出在（2）。凭什么就断定天将丧斯文？王国维的根据是文化与制度有很强的因果关系，即特定制度决定特定文化，但如果他真正弄清楚了二者的关系，知道特定制度之变迁未必决定特定文化之命运，则他未必会那么悲观，更不会自沉。 我们看看陈寅恪的原文，可知上述概括是妥当的。陈寅恪说：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割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1] 陈寅恪不仅正面陈述了他对王国维之死的理解与同情，并在最后否定了王国维因其他原因而死。我们看看陈寅恪的解释的基本思路。文化本乃虚拟之物，它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可见可闻之物，因此，可以分两层来理解。第一层为理想抽象之物（犹道，即文化），第二层为这抽象之物所依托之物（犹器，即社会制度）。两层的关系是，前者必须依托于后者，犹道必须见于器。在文化所依托之物中，经济制度尤为重要，以至于它可以决定文化之存亡。如果经济制度（“所依托者”）不变，则文化（“依托者”）就得以保存。如果经济制度在根本上改变了，就算没有外来学说之掊击，文化也要变，也要销沉沦丧。所以，特定经济制度就决定了特定文化之命运（可以直接表述为制度决定文化）。在逻辑上可以这样表达，特定经济制度是特定文化的充要条件。而就历史实际看，即便佛教东渐，也未改变经济制度，所以，吾国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动摇。但是，这种情况到了近代就完全变了，道光以降，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制度）大变，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等面对的事实。根据陈寅恪的逻辑（或思路），再根据当时历史情势，则可推知：吾国文化因无所寄托而不得不式微，以至坠地。因此，王国维的精神生命就无所依托，“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但是，陈寅恪的观点有两个疑点。第一，如果按照陈寅恪的观点，特定制度决定特定文化，则历史文化根本不可救。既然不可救，又何必救呢？不如让它早点死亡，全盘西化，加速国家的富强。第二，如果特定制度决定特定文化，这个规律对于西方社会亦然，如果不适于西方，又何单独适于中国？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陈寅恪却在这段话中为自己的观点找了一个反例，从而使他陷入自相矛盾。陈寅恪既然提到了柏拉图，就应该想到两个事实。一是从希腊到现在，西方社会的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奴隶社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希腊文化经过中世纪的颓败再经过文艺复兴，至今仍是西方学术的重要经典，而且是西方社会生活的重要思想资源，希腊文化可谓与时俱进，日新盛德，决没有销沉沦丧。按照陈寅恪的逻辑，这两个事实不可同时成立；或者说，陈寅恪的逻辑与这两个事实不可同时为真。由于事实是不可否定的，那么，陈寅恪的逻辑就有问题，甚至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是错误的。如果陈寅恪的逻辑是错误的，并且他真正理解了王国维，那么，王国维的理由不成立，即并不能根据当时制度之裂变推论出天将丧斯文。所以，王国维死得有点糊涂，有点冤。[2] 王国维、陈寅恪何等人物，岂可轻易犯糊涂？其实，陈寅恪提供的逻辑，只是当时精英们的常见看法。鸦战后，国人运用因果分析法，探寻国家衰败的原因。国人先后找出了三个原因。对这三个原因的寻找过程，分期是很明显的，可分为三个时期。梁启超勾勒了这个变迁，“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是鸦战后开始的。“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这是甲午战败之后产生的。“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这是辛亥革命之后产生的。[3]梁漱溟则对这个变迁的原因作了更深入的揭示。他说，“再其次，我们来看秉受东方文化最久，浸润于东方化最深的中国国民对于西方化的压迫历来是用怎样的方法去对付呢？西方化对于这块土地发展的步骤是怎样呢？”西学自明朝开始输入，“这类学问本来完全是理智方面的东西，而中国人对于理智方面很少创造，所以对于这类学问的输入并不发生冲突。”鸦战以后，国人看到西方长技之厉害，更是认为“不可不采取它的长处，将此种学来”，此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有了洋务运动。但是，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西洋科技不是凭空的，其背后有根柢。甲午战败后，国人才意识到制度之重要，认为政治改革是促进科技等的根本条件，于是有了戊戌之变法、辛亥革命。但是，国家情势似乎并没有因革命而好转，“于是大家乃有更进一步的觉悟，以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于是大家都以为现在最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的问题。到了此时，已然问到两文化最后的根本了。现在对于东西文化的问题，差不多是要问：西方化对于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掉？中国人对于西方化的输入，态度逐渐变迁，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咽喉去着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4] 同期关注国家衰败的原因的人士非常多，[5]并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可概括为经济决定论的“反古逻辑”）：把社会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经济包含科技），并在三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即：政治的发达与否决定经济的发达与否，文化的优越与否决定政治的发达与否，相应地，文化的优越与否也就决定了经济的发达与否。根据这个因果关系，再以国势衰微为事实前提，由此展开推理，认为历史文化是国势衰微的最终责任者。于是，应该打倒历史文化，代之以西化。[6] 在这种思路之下，对历史文化的命运不得不悲观。也只有在这种思路之下，王国维的悲观或陈寅恪的解释才能成立。而稍后的人士对历史文化之命运不乐观，也是受此思路的支配。例如，余英时对于没有制度支持的儒学之未来，极不乐观。他说：“儒学通过制度化而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传统文化”，随着政治的裂变，“儒学与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亡了”，“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了。”[7]干春松则比较全面详细地描述了儒学作为历史文化核心，在近代以降，不再作为真理的代言者与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并随着本有制度的解体，制度化儒家解体了。随着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从官方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从士大夫到乡绅，以前受儒家所支持的方方面面都变了。[8]因此，至少就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随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裂变，历史文化似乎不可能不衰亡，并且不可能再兴盛。 但事情未必如此悲观。即便一个特定的文化内容（A）看起来在某段时期事实上依赖于一个特定的制度（B），但这并不意味着A必然依赖B而不可能有其他可能，如文化可以不依赖于制度；也不意味着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如A文化早先依赖B制度，B消亡后，A转而依赖C制度。希腊文化至今兴盛，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思考一些现象。从战国到汉武时期，此间儒家如何得以赓续了？当然，这个例子的力量较弱，因为陈寅恪可以说此时期社会制度的变化并没有大到瓦解儒家的程度。再问：印度的制度跟中国相比，差异有多大？为什么佛教到了中国居然活得好好的，蔚为大观？西方的中世纪与现代社会的差异有多大？为什么基督教还活得好好的？再如前所述，为什么希腊文化在今天仍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事实都向我们重新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便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