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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中国哲学的质疑, 要回答自身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源自西方哲学的理论缺陷，又面对着哲学的民族性及中国人的文化情感认同问题，这就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走与中国哲学融合贯通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互补的理论需求与相互贯通的理论本质。二者的贯通需要在把理论应用到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展开，同时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方式的中国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化；互补与贯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现成的理论体系，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的构建过程中。马克思及其哲学从未刻意构建某种理论体系，而是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创新品质在批判、解构和改造旧哲学的过程中构建着自我的理论根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征是其强大的历史生成性与博大的理论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某种固定的理论形态，而是在实践中正在生成的理论形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典进行简单的话语解释，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理论灵魂，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要有中国的理论特点，而且要有中国的表达方式，形成中国的特色和风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且要进入民众的生活世界，进入中国人的文化血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灵魂与安身立命之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化目标，首先碰到的第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面对中国文化的原主人——中国哲学——的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凭什么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世界？凭什么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化核心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又如何增强自身的合法性？面对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决然排斥？还是各行其路？亦或是融合贯通？如果是融合贯通，二者是否具有贯通的品质？又怎样来实现贯通？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价值崇高性；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任何哲学思想要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最终还要靠理论自身的魅力征服人、把握人，而国家意识形态只能成为一种助力而无法成为哲学本身合法性的支柱。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但任何哲学思想都不可能穷尽真理，也意味着任何哲学体系都不可能掌握所有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只能是在追求真理的路上，而不是真理的达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恰在于其不自封于真理之域，不拒斥异已思想，而在对外的敞开中经受异己思想的冲击甚至是攻击，在彼此的交锋中通过吸纳异于故我的思想来完成其理论升华的涅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首先面对的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审视、怀疑，甚至阻击，这一问题在当下中国哲学处于蛰伏期的境况下还没有突显出来，但中国正在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随着民族自觉性的提升，中国传统的哲学与文化必然复兴，中国人必然要回溯自我的文化血脉之源，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当前中国社会中从学院到民间的各种关于促进传统文化复兴的文化事件层出不穷，早已不是新闻。而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真正复兴之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突显之时，此非危言耸听，而应当是学者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一种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经受的第一个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与有效性问题，能否现实的解决中国社会及个人面对的各种社会生活及个体人生问题，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个体人生的安身立命找到真实的理论支撑，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理论难题，是纵观中西哲学史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证明和保证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以此为鹄的，并在最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的是人的社会解放，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外在自由，并以此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和现实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中国的统治性意识形态，证明自身合法性的依据。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内在超越的人生境界没有解答，当中国人被湮灭的这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民族文化意识觉醒之时，必然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索要这种思想与文化资源，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提供，就会造成对其合法性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哲学的民族性问题。哲学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灵魂，文化是有民族性的，作为文化灵魂的哲学当然也具有民族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特征的标志。民族性是很难改变的，民族性的哲学与文化已渗入民众的精神深处，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行为习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本性上是西方哲学，具有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与问题关注。其思维方式与哲学主题都与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差别，习惯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与文化理念的民众很难全面接受。虽然在西风劲吹的文化熏陶中，中国人已离弃了传统的思维与文化生活方式，但传统的文化记忆仍在，而且很容易从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中被重新唤醒，很可能随着民族复兴的进程而重新成为主体性思维方式而怀疑异己者。除了这种属于哲学自身的民族性差别以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面临着民族的文化情感问题。哲学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民族存在的文化标志，作为中国人，尤其是随着民族文化复兴而具有了文化主体意识的中国人，在文化情感上怎么可能永远抛弃自我的文化灵魂而真心接受另一种异质的哲学思想与文化呢？ 自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毁灭性打击，马克思主义适应了当时中国的需要而进入中国并成为执政党的核心理论，从而确立了在整个国家中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黯然退出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是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是中国的文化与哲学无法支撑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世界。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而“君子无所争”，讲“其争也君子”；[2]而西方文化是虎狼文化，讲弱肉强食，野蛮民族往往会凭借其野蛮而战胜文明的民族，如古罗马以蛮族身份征服拥有灿烂文明的古希腊，如蒙古帝国以游牧民族的身份挺进中原、横扫欧亚。西方列强正是以其“野蛮”，而非以其“文明”打败了中国，贫穷不是罪过，落后也不是挨打的理由，西方是以“物质的野蛮”强暴了“精神的文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粉碎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国人“反求诸己”的结果是把落后挨打的原因归咎于传统文化。中国人面对野蛮暴行，只能以暴制暴，被迫学西方的虎狼之道以图自救，却失误于彻底离弃了传统，先进行文化上的自杀，而后植入西方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已无暇评估此举真正的得失。正是在一片文化的废墟之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与西方各种思想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样的文化进入虽然没有旧有文化的阻力，却也没有经过文化碰撞之后的深固根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在意识形态的保障与推动下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它并没有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仍然保持着其西方哲学的本质，与中国哲学对立着，也没有象中国哲学曾经那样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中。 中国人是在亡国灭种的关头被迫抛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哲学精神，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戕，是凤凰涅槃式的致之死地而求再生，而这样的再生之后必然是重拾传统，找回曾经离弃的文化本源。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复兴，当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获得了普遍的尊重与理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如何面对？如何论证自身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直面中国哲学，以其理论的开放性融入中国哲学，从而使自身变成真正的“中国的”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可能应对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未来挑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互补与贯通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建立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追求一个理论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是与时俱进的，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有稳定的理论体系，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是敞开的，是发展的。这样定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保持其开放性与时代性，其理论体系才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正是这种开放的品质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以中国化的，也是应当中国化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能够与中国哲学互补与贯通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向中国哲学敞开的理论品质，但这只是二者可能走向互补与贯通的理论前提，在真正的理论碰撞与交融中还要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确实具有对中国哲学的理论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本质上属于西方哲学，具有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理论品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对象性思维，注意于以人为主体而求取外在解放的思想维度，即使在关注人本身时也把人作为对象性存在而加以思考，从而忽视或缺少了人内在超越的思维向度。西方的哲学之思注重于横向的现世性思考，最终成为思维逻辑的一种自我运动而与现实世界拉开了距离；中国哲学则走向另一个维度，把哲学之思不仅作为人之思，而且把人之思融入天地万物，从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3]形成超时空限制的形上之思，表现为纵向超越的哲学证悟，追求高远的人生境界。外在解放与内在超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