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次级功能的衍生：科举与仕宦。 次级社会功能是指通过教育过程所形成的一定群层的社会成员而产生的社会功能，其可观察的结果是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的特定层面、特定领域）的运作情况。[3](P398)这种运作情况虽然通常在教育过程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才会显露出来，且一般也不应该全归因于教育，但它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教育的质量，可视为教育过程的一种“延时性结果”，因而它多少含有“教育的社会功能”的成分。尽管徽州书院的独特性在于其创办之始并不是以走应试入仕为目的，但在明清书院官学化的大背景下和徽商对子弟“业儒入仕”的终极关怀下，徽州书院的次级功能便产生了，也就是让士子经由科举之路而入仕宦之途。在传统价值观念根深蒂固的封建时代，商人作为四民之末，要想得到社会的重视与尊重，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商人的身份，由商而仕。因此，大多由徽商捐资兴办的徽州书院的教育就是徽商子弟们晋升社会上层的重要手段。“左儒右贾”的徽商希望子弟通过科举而入仕途从而光耀门楣的渴望是极其强烈的。在政府和徽商的双重影响下，明清徽州书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官学化。这种官学化发展的倾向在明末清初越来越浓，以至于书院的初级功能基本被次级功能所取代。明清徽州六县中进士者，明代有文进士446人，清代有文进士664人。明清两代文进士数占全国2.11%，其中明代占全国的1.86%，清代占全国的2.48%；状元数，本籍加寄籍的，仅清代就有17人，占全国状元数总数的14.9%。如果以许承尧所载的歙县一县为例制成下表，更能说明徽州书院教育所产生的次级功能。列表于下： 清代歙县京官及科第统计 ，曾经在此书院读书过的人数；大学士4 ；尚书7；侍郎21；都察院；7；内阁学士15；状元5；榜眼即一家第二名 2；武榜眼1；探花即一甲第一名 8；会元3；解元3。 从上表中我们可见，仅一县的科举成果就如此斐然，故可想象徽州一府六县的科举成就是多么的辉煌。虽然这些科举中式者并非全出自书院，但由于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发达，我们可推测其中有不少及第者是书院教育培养出来的。 尽管徽州书院的初级功能发生了异化，但并未完全异化。在书院次级功能的衍生问题上，徽州既有与全国书院一致的地方，同时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4. 平民教育的功能：宗族书院的教育。 自孔子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教育观之后，历代统治阶级及其他们垄断下的官学，一向轻视、排斥平民教育。自书院勃兴之后，注重平民教育已成为书院教育的重要特点，并由此促进了平民文化的形成。所谓平民文化是指社会下层广泛参与的社会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钱穆先生曾说过：“魏晋时代……知识都操纵在那些新贵族手里，一般平民无法获得教育知识……至宋以下，中国社会上再没有贵族存在了，新的平民学者再起……”。平民文化的形成和平民学者的涌现正是书院注重平民教育的结果。 徽州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制度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徽州宗族书院较之其他书院平民教育的功能更加明显。宗族聚族而居，贫苦子女皆可就近入学，全族人与书院在一起，耳濡目染，利于淳朴族风、家风的形成。根据李琳琦老师的看法，明清徽州存在的89所书院中，从主创者的角度来看，除徽州府紫阳书院、斗山书院、崇正书院、还古书院、海阳书院、婺源紫阳书院、祁门书院、黟县碧阳书院、绩溪颖滨书院、湄公书院等大致可称官办书院外，其余均可统称为宗族类书院。宗族制度的完备和宗族势力的强大是徽州地区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宗族势力渗透到徽州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书院教育。婺源王氏宗族（包括同一始祖的双杉王氏、武口王氏、云川王氏三个分支），在明清时期就创建有：双杉书院、词源书院、二峰书院、骐阳书院、西瀛精舍、海泉精舍等。此外，歙县的西畴书院、竹山书院，休宁的率溪书院、新溪书院，婺源的桂岩书院、太白精舍、开文书院，祁门的李源书院、窦山书院，绩溪的翚阳书院等都是宗族书院中的典型。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所指出的，我国古代教育对象的狭窄导致教育只可能是贵族或富人的教育，带有不平等性。而由徽州宗族兴办的书院中有对贫寒子弟的特殊照顾，不仅可让他们读书，还有相应的奖赏措施。休宁《茗州吴氏家典》记载：“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 宗族书院不仅为徽州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地方平民教育做了不小的贡献。 三．明清徽州书院社会功能的发挥带来的成效 发达的书院教育对徽州文化和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使徽州人才辈出，成为“东南邹鲁” 明清徽州文化发达，以文垂世者甚众，各方面人才不断涌现。文学方面，徽州文风之盛著称于世，诗人、学者为数众多。著名的有汪道昆、程孟阳、黄白山等人。致力于书院讲学方面的，如曾讲学紫阳、还古两书院的明末学者汪学圣；“毕力于紫阳、还古两书院者几三十年”的休宁学者汪佑；主管紫阳书院的学者施璜等。艺术方面，丁云鹏、渐江、查士标、汪之瑞等之于画，何震、程穆倩之于篆刻，程君房、方于鲁之于制墨，皆可谓独树一帜。朴学方面，徽派经学家更是在全国七大学派中独占鳌头。据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中统计，当时全国七大学派的经学家163位中，徽派经学家就有76位。上述人才大多接受过书院教育的熏陶。 2.徽人经商素质的提升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明清徽州盐商之所以能与朝廷命官共室议事和他们具有的良好的文化素质是分不开的。如其代表人物，不仅懂得盐法和成本核算等知识，还懂得谈吐清雅。清代徽州盐商更崇尚诗文和各种艺术。徽学研究者们将徽州商帮称为“儒商”，是丝毫不夸张的。再以书院教育发达的歙县为例，据《橙阳散志》载，该村共78位学者，编撰著作多达155种。这些作者中有硕儒名贤，也有富贾名宦，甚至还有名媛闺秀。例如江闿继妻吴氏“幼承家学，工诗，著《香台集》。一时闺秀，酬唱成帙，太守为序而行之。”徽州人总体文化素质如此之高，不能不归之于书院的一份教育之功。 3.促进家族和睦、社会稳定 徽州本是贫瘠的山区，明中叶徽商的崛起，使这里出现了百万富翁，加大了贫富差距。但是，徽州却没出现社会动荡，而是民风朴实。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书院教育倡导的程朱理学的教化。徽州富商们也在程朱理念的指导下捐资助教，将大量劳动反馈于社会。徽州宗族捐资助学、扶幼济贫的事例也比比皆是。 4.保存大量文献 据《婺源县志》载，仅婺源一个县，宋元明清四代，即有文献2180多部，其中选入《四库全书》者170部。如此浩繁的文献，除一部分为藏书家收藏之外，定有相当一部分都藏在六邑各书院中。这对保存古代典籍，传播民族文化是个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