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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 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美国著名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玛萨·诺斯鲍姆所作，题目是“为了利润的教育，为了自由的教育”，一篇是欧洲学者，巴黎国际哲学学院和索菲亚新保加利亚大学副教授伯伊安·曼切夫所作，题目是“教育问题和批判性思考经验”。这两篇文章都是根据演讲稿修改而成，都是有关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都谴责了教育的功利性倾向，都强调了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都表达了对忽略人文科学和艺术的担忧。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引起热烈讨论，在社会对大学教育普遍担忧和不满，人们要求大学改革和去行政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之际，这些文章或许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 在“为了利润的教育，为了自由的教育”中，作者对比了两种基本教育模式，提出教育的本质在于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文章一开始就批评了人们使用功利性术语讨论教育的弊端。文章列举了第一种教育模式忽略公平正义、忽略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贬低人文科学和艺术的作用等弊端，然后用相当的篇幅详细分析教育在人的发展中应该起到的作用。作者指出，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有双重目的，一是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一是灌输人人都有权在平等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的思想。作者引用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论证人们屈服于权威和同伴压力的人性弱点，提到个人和情景因素对人的不良行为产生的影响。人类根源于对死亡和局限性的病态关系的羞愧、焦虑、欲望等“内在冲突”是公民素养提高的内在障碍。接着作者谈到公民能力的培养问题。她认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具备三种基本能力：一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一是多元文化能力，一是作者提出的“叙述想象力”，即设身处地考虑他人的同情心。只有具备了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才能不盲从权威，抗拒同伴压力，才能反思、对话和辩论。多元文化能力指的是了解不同族群的历史和文化，深入地探索至少一种自己不熟悉的传统，至少学好一门外语，了解宗教、种族、性别差异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关系。而同情心的培养是现代进步教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能力的培养特别需要文学和艺术的熏陶。文章最后谈到当前美国人文艺术教育边缘化的困境，表达了作者对人文科学和艺术教育的担忧。 “教育问题和批判性思考经验”的作者同样表达了对高等教育政策功利性转向的担忧。他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用哲学语言批判了知识的实用性简约，探讨了知识和教育的本质，大学无条件任务和教师任务等问题。“知识的实用性简约”恰恰就是前文“为了利润的教育”的实质，而教育的功利性转向是“知识的实用性简约”的必然结果。作者提出，大学应该是政治逻辑优先于经济逻辑，大学是无条件政治性的中心，这与前文对为了经济富裕的教育的批评相映成趣。作者指出大学必须保证知识和教育的基本自主性，没有自主性，社会世界必然被限制在权力和经济强制性的残酷再生产中。作者提到，要批判性地思考，就需要摆脱利益纠葛。而要培养学生的批评能力，批评工具的创造和发展就成为教育的内在要求。大学作为知识和教育机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减少知识和教育的危机。与此相联系，教师的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保留语言的多样性，保持思想的可塑性和开放性。教育一定不能仅仅讲授或者传播知识，而且要开放思想，为新潜力的发挥留出空间。有趣的是，读者或许已经发现前文的三种公民能力与后文中教师的三个任务之间的重叠和照应关系。 为了利润的教育，为了自由的教育[1] 玛萨·诺斯鲍姆 著 吴万伟* 译 【摘要】 本文简要对比了两种教育，即为了经济富裕的教育和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作者指出,因为迫切追求利润，对民主未来非常重要的价值正面临丧失之虞。如果教育真的要促进人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和个人财富增加的话，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想象力就决不能忽略。 【关键词】为了经济富裕的教育；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公民能力 人们常常用低层次的功利性术语来讨论教育：我们该如何培养出受到良好技术训练的人以便在全球市场中抓住“我们的”份额？因为迫切追求利润，对民主的未来非常重要的价值正面临丧失之虞。追逐利润的动机使得大多数关心教育的政客认为，科学技术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对于优质的科学技术教育不应持反对态度，但是其他能力---对民主的健康运行体面的世界文化的构建以及充满活力的全球公民的培育都非常关键的能力---则在竞争所造成的慌乱中面临丧失的危险。 笔者将通过对比为了利润的教育和为了内涵更为丰富的公民教育来展开自己的论述。这种对比与我们在讨论全球正义和全球公民权时常见的两种发展观的对比有关：一是传统的、狭隘的经济发展观，一是内涵更为丰富的“人的发展”观。既便是“人的发展”观的最佳践行者对于教育的分析关注的也往往是可以转化为市场价值的基本技能。如果教育真的是以促进人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以经济增长和个人财富的增加为目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想象力这样的人文素养就是至关重要的，而上述分析恰恰忽略了这一点。那么，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与为了经济富裕的教育又有什么不同？ 【为了经济富裕的教育】 旧的发展模式意味着什么样的教育呢？为了经济富裕的教育要求受教育者拥有基本技能、读写能力以及基本运算能力。它还要求一部分人掌握计算机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高级技能，而教育公平在这方面却不是十分重要，因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农村的贫困人口仍然是文盲并且缺乏基本的电脑资源，这个国家也能够发展得很好。考虑到信息经济的本质，一国只要培养出能干的技术和企业精英，就能增加其国民生产总值，根本无需过分担心教育资源的分配情况。 然后，为了富裕的教育或许需要一部分人对于历史和经济现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希望获得基础教育之外更多的知识，他们可能成为相对小的精英群体。但是必须谨慎的是，有关历史和经济的讲述不得引起对于下述问题任何严肃的批判性思考，包括阶级，外资是否对农村贫困人口真的有利，以及当基本生活机会上巨大的不平等横行时民主制度能否延续下去。所以，对于为了富裕的教育而言，批判性思考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不遗余力追求富裕目标的国家里，它从来就不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如果所需要的只是听话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执行精英们旨在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的计划，那么，学生的思想自由是危险的。历史或许是必修课，但为了富裕的教育工作者并不希望历史专注于阶级、种姓、性别以及民族宗教的不公正问题，因为这将促使人们批判性地思考当前问题。 人文和艺术学科又如何呢？首先，为了富裕的教育轻视对孩子进行这些方面的教育，因为它们并不能带来财富。因此，全世界各个层次的艺术和人文科学项目都遭到削减，以便更好地培养专业技能。然而，为了富裕的教育工作者不仅仅忽视艺术，他们还害怕艺术。得到培养和开发的同情心是愚钝的危险敌人，而道德愚钝是推行为了富裕的教育，忽略公平正义所必须的。艺术家从来都不是任何意识形态的可靠附庸，即便对本质上好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他们总是让想象力超越常规限制，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所以，为了富裕的教育工作者往往反对将人文和艺术学科作为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 【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 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是个非常宽泛的说法。它包括与学生个人发展相关的多种素质的培养。它不仅与公民素养有关，即使在宽泛意义上理解公民素养的话。不过，在下文中，笔者将集中探讨培养体面的世界公民的目标。这些世界公民能理解种种正义理论所回应的全球问题并且有实际能力和动机采取行动应对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培养出这种公民呢？ 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以培养负责任的全球公民为宗旨，有着如下双重目的：其一，必须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其二，必须在学生中推动对所有人的个人发展目标的理解---该目标是体面的、基本公正的社会的内在要求---它必须用这样的方式实现，即当学生们被授权做出政治选择，他们会为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培养这些能力。这种教育以人人得到平等尊重，人人有权得到核心机会的思想为起点---不仅仅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世界任何地方。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平等和批判的深刻内涵。比如，教育将推动学生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意识、想象力、思想和现实理性，它也会推动人人都有权在平等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的人类前景。 然而，在制订这样的教育计划之前，我们需要明白在让学生成为可能实施人的发展议程的民主社会里负责公民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人类生活的什么东西使得维持平等的民主机构这么困难，而滑入形形色色等级制或者更糟糕的群体性暴力对抗的泥潭这么容易呢？不管这些力量是什么，真正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必须反对它们。 任何对人类不良行为的叙述都包含两个方面：结构性的/体制性的和个体性的/心理性的。很多心理学研究显示，普通人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会做出不良行为。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的实验显示,受试者对权威的尊重度很高。在他常常重复的实验中，大多数人都愿意对另外一个人实施非常痛苦和危险的电击，只要主管的科学家告诉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即使被电击的人疼得尖叫(Zimbardo 2007)。更早的时候，所罗门·阿什（Solomon Asch）的实验显示，受试者在周围所有人都做出不准确的感性判断的时候，情愿做出明显违背自己感知的判断。他的常常得到证实的研究表明，普通人对于同伴压力有着异乎寻常的屈从性(Zimbardo 2007)。米尔格兰姆和阿什的研究被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1993)用来有效地说明纳粹时期在屠杀犹太人的警营中年轻德国人的行为。他论述道，同伴压力和权威对于这些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他们中不敢射杀犹太人的人会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耻。 还有其他研究表明，如果让原本正常的人处于特定的情境下，即赋予他们支配地位并告诉他们别人比自己低劣，他们会做出羞辱和侮辱他人的行为。一个特别令人胆寒的例子是关于小学生的，当老师告诉他们蓝眼睛的孩子比棕色眼睛的孩子优越时，划分等级的残忍行为就会接踵而至。然后老师告诉他们自己弄错了，其实是棕色眼睛的孩子比蓝眼睛的孩子优越，划分等级的残忍行为仍会继续，只不过施动者和受动者掉了个个而已，而棕色眼睛的孩子似乎并没有从受歧视的痛苦中汲取任何教训(Zimbardo 2007)。 我们必须考虑个人和情境。研究确实发现了个体差异，同时也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人类普遍的心理倾向的影响力。所以，最终我们需要深入观察个人心理，询问我们能够做什么以便帮助关爱和同情在与恐惧和仇恨的冲突中取得胜利。不过，情境也很重要。不完美的个人如果被置于特定类别的结构中无疑会表现得更糟。 那些类别是什么呢？研究表明(Zimbardo 2007)：首先，当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时，就会产生不良的行为倾向。当人们处在匿名的保护伞下并作为分不清面孔的群众中的一员时，其行为会比他们在被观察和个人要承担责任时糟糕得多(任何一个曾经驾车超速，在后视镜中看见警车后减速的人都知道这个现象是多么具有普遍性)。第二，如果没有人发出批评的声音，人们就会产生不良的行为倾向。阿什的受试者在看到其他受试者都出错时，也会做出错误判断；但只要其他人中有一个人说了不同答案，受试者们便可摆脱同伴压力，根据自己的认知做出判断。第三，当控制对象被非人性化或非个性化时，人们会产生不良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当“他人”被塑造为动物或者只用数字而非名字来指代时，人们的行为会很糟糕。 然而，我们也必须透过情境深入理解人类性格中阻碍体面的公民素养形成的力量。要理解“内在冲突”是什么就需要我们思考人类与死亡和局限性之间的病态关系，思考对于任何生灵接受起来都会感到很痛苦的条件进行超越的持久欲望。婴儿最早的经历就是在快乐的圆满（整个世界似乎都是围绕自己的需要在转）和痛苦的无助（好东西没有在渴望的时刻到来，而婴儿对此无能为力）的交替更迭中度过的。 婴儿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但他们无能为力。时刻得到照料的期待夹杂着焦虑和羞愧，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并非万能的，而是一点力量都没有。从这种焦虑和羞愧中产生了对圆满和完美的渴望，这种渴望从来没有彻底消失，不管这孩子有多么了解自己不过是生命有限的的、需要关爱的人所组成的世界中的一分子而已。人们超越非圆满的羞愧的欲望导致不稳定和道德危险的大量产生。这里我最担忧的那种不良的社会行为可以追溯到儿童在幼小的时候发现下面这个事实时所经历的痛苦，即自己是不完美的，无法获得快乐的圆满，虽然在某些时候人们鼓励他期待这种圆满。这种痛苦使得人们在看到自己不完美的迹象时感到羞愧和厌恶。而人们往往又将羞愧和厌恶转而投射到自己的下属身上，他们很容易就代表了具象的人的阴暗面，人们希望与之保持距离。 内在冲突的另一面是孩童不断增长的关心他人的能力，他们把另一个人看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重新获得失去的全能的最容易方法就是把别人变成奴隶，小孩子最初确实把生活中的其他人看作用来获得自己满足的工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孩童会对为其提供各种满足的他人充满感激和热爱，也因此慢慢会对自己的敌对行为感到内疚，开始真诚地关心起他人的幸福。随着关心程度的增强，孩子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控制自己敌对行为的愿望：他认识到父母不是自己的奴隶，而是拥有自己生活权利的不同的人。但这种认识往往不稳定，因为人类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偶然性，我们都为此感到焦虑，而焦虑又促使我们渴望控制包括他人在内的更多事物。但是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以及后来所受的良好教育能够让孩童对他人的需要产生真切的关怀，们并且将别人看作和自己拥有平等权利的人。 内在冲突的结果不仅深受情境结构的影响，而且深受外部政治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能够增强或削弱公民性格中的安全感。在撰写有关美国宗教紧张关系的文章时，我引证了在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的不安定是如何导致人们对于宗教少数派的仇视日益加深，这种仇视有时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因为在人们看来，宗教少数派威胁到了他们所珍视的稳定（Nussbaum 2008）。这种不安全感使得人们特别容易把陌生人或外国人妖魔化。当然，当陌生人群体被令人信服地看作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时，这种倾向会迅速增强。教育工作者不能改变这样的事件，但他们能够对这些事件做出病理学分析，以期引发人们更加冷静的反应。 【公民的三种能力】 有了对教育工作领域的基本认识，我们就可以谈谈良好的教育应该培养哪些能力，这些想法是尝试性的、不完整的，但在当今世界文化中仍然属于非常激进的。体面的世界公民素养的形成过程中，有三种价值显得非常重要。第一，苏格拉底的自我批评以及对自身传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正如苏格拉底指出的，民主社会需要的是自己思考而非听从权威的公民，需要的是共同对选择做出理性思考而非简单地相互争吵的公民。 批判性思考对一个由不同种族、种姓、宗教的人组成的社会的好公民来说尤其重要。只有当年轻公民首先知道如何参与对话和辩论，我们才有机会进行跨越文化边界的充分对话。而只有在他们学会反省自己，学会思考自己为什么倾向于支持这个而不是那个方案——而不是像常常发生的那样，把政治辩论看作一种自我炫耀或者为自己一方谋取好处的途径时，才知道如何对话。当世界各地的政客用简单化的宣传伎俩为自己服务时，年轻人只有在懂得如何对所听到的东西进行批判性思考，如何检验它的逻辑和概念并设想可能的替代方案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保持独立性并拥有问责的能力。 批判性思考可以作为在学校里讲授的课程的一部分，但是除非它体现在学校教学的整体精神中，否则是学不好的。每个孩子都必须被当作思考能力正在形成的个人来对待，被期待在课堂讨论中做出积极的和创造性的贡献。如果一个人真的尊重批判性思考，他也会尊重孩子在课程本身的计划和日常活动时发出的声音。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这种（批判性思考）能力与被强大的全球市场包围起来的当代多元化民主社会的现状之间有什么相关性。首先，即使我们只是把目标定位在经济成功，公司管理者也很清楚创造一种批评的声音不被压制，强调个性和问责的公司文化的重要性。我曾经接触过美国著名商学院的教师，他们将人类历史上几次最重大的灾难追溯到一种连连称是的文化，这种文化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批评的声音。但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富裕。人类往往屈服于权威和同伴压力。为了避免灾难，我们需要通过塑造一种个人异议者的文化来抗拒这种倾向。阿什发现，他的研究小组中哪怕只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真理，其他人就会跟进。一个批评性的声音就能产生重大的后果。通过鼓励每个人积极发表意见，我们也在推动一种问责的文化。当人们将发表言论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们也就更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看作自己的责任了。 现代民主社会公民的第二项关键能力是把自己看作异质性的国家和世界的成员，并且对居住于其中的不同族群的历史和特质进行了解的能力。知识不是良好行为的保证，但无知必然导致不良的行为。我们的世界中充斥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俗套观念，战胜它们的首要方法就是确保学生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与世界的不同关系。他们应该逐渐明白，使得不同族群和国家的人难以相互理解的差异是什么，让相互理解变得非常重要的人类的共同需求和利益又是什么。 这种对世界的理解要能推动人的发展，其本身必须是在对于关注权力和机会差异的批判性思考的探索过程中被灌输的。我们在讲授历史的时候应该着眼于批判性地思考这些差别。与此同时，在讲授本民族文化中以及世界上主要群体的传统和宗教时，要着眼于推动学生对世界公民同胞作为平等者的尊重，他们同样有资格获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会。 就课程设置而言，这些观点表明所有年轻公民都应该学习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应该对世界主要宗教有丰富的不带偏见的理解。他们还应该学会如何深入地了解至少一种自己不熟悉的传统，从而掌握一个将来用得着的工具。与此同时，他们应该了解本国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各自的主要传统，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宗教、种族和性别差异与生活机会的差异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最后，所有人都应该至少学好一门外语。所有的翻译都是一种解释，看到一群智慧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分割世界会使年轻人在文化谦恭方面受到教育。 该领域的一个特别微妙的任务是理解国内差异。多样化的民主社会的完整教育必须是多元文化教育，即让学生掌握与之共享法律制度文明的众多不同群体的历史和文化的基本知识，这些群体包括以宗教、种族、社会、性别为基础的群体。语言学习、历史、经济学和政治学都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次上为增进相互理解做贡献。 公民的第三项能力与前两项密切相关，我称之为“叙述想象力”（narrative imagination）。它是指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用心倾听别人的故事并理解当事人可能具有的感情、希望和需求。同情心的培养是现代进步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道德想象力往往因恐惧感和自恋欲而变得迟钝麻木，除非通过同情心和怜悯心的培养而使其得到激活和净化。学会把他人看作完整的人而非物品并非易事，必须通过教育来推动。教育完善了我们了解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无法充分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任何人对别人来说都是神秘莫测的。 文学和艺术教育可以通过风格多样的文学、音乐、美术和舞蹈作品培养学生的同情心。我们还需要考虑学生的特殊盲点可能是什么，据此挑选教材。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盲点---很可能被无知和愚钝地对待的本国和外国的族群。可以挑选一些艺术作品来推动对这种迟钝的批评，帮助培养对没有见过的人或物的更充分的认识。通过发挥想象力，我们能够获得日常生活中很难获得的感受其他族群或个人的洞察力，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族群严格区分，相互的猜忌让任何接触都变得困难的情况下。通过精心设计的艺术和人文科学教育，我们可以培养学生理解性别、种族、民族议题的能力和跨文化接触的经验。这种艺术教育能够和应该与“世界公民”的教育联系起来，因为艺术作品通常都是开始理解别国文化成就和苦难遭遇的宝贵途径。 需要指出的另外一点是艺术品对观赏者产生的影响。通过产生与颠覆行为及文化批评有关的快乐，艺术能引发人们与过去的偏见进行持久而有趣的对话，而不是纠缠于恐惧和防御性的泥沼。娱乐性对艺术品提供观念和希望的能力而言非常重要。对民主至关重要的不仅是表演者的体验，而是表演如何为观众提供探讨艰深议题的轻松渠道。 【处于困境中的民主教育】 当今的公民能力如何呢？笔者主张的这种教育在美国大学课程的人文科学领域表现不错。然而，在儿童教育的最关键阶段K–12年级，有关公民能力的教育开展得很不好。全球市场的需求让每个人都关注科学和技术素养的培育，精通科技被视为关键能力熟练掌握，而人文科学和艺术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无用的装饰，是为了确保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可以随时抛弃的东西。当成为国民讨论的焦点时，人文科学和艺术被当作可以通过标准化考试来测评的技能而进行重塑，但位于其核心的想象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则往往被凉在一边。在美国，全国性考试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国家考试往往如此。公民的第一项和第三项能力是无法通过量化的多项选择考试来测量的，第二项能力用这种方式测量也很糟糕（而且，没有人愿意用那种方式测量）。从整体上看，课程的人文因素被剥夺，机械的教学方法占主导地位。 民主社会的公民有着强大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想象力，但也容易出现严重的推理错误以及偏狭、草率、懒散、自私等弱点。而以在全球市场上获利为主要驱动力的教育放大了这些缺陷，造就出贪婪、愚钝、只懂技术的顺民，他们将威胁民主生活本身，当然也阻碍体面的世界文化的建构。我相信，真正的文明冲突在于个人内心的冲突，是贪婪和自恋与尊重和爱的对抗。如果导致暴力和非人道的力量增长，而倡导平等和尊重的文化的力量式微，那么所有现代社会都将迅速失掉这场战争。如果我们不坚持人文科学和艺术的绝对重要性，它们将会因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而衰亡。实际上，人文科学和艺术的价值更加重大：正是它们创造了一个值得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培育了平等相待的个人，塑造了能够克服恐惧和怀疑、可与别国进行友善而理性的辩论的国家。 【参考文献】 [1] Browning, C. R. 1993.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 Nussbaum, M. C. 2008. Liberty of conscience: In defense of America’s tradition of religious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3] Zimbardo, P. 2007. The Lucifer effect: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London: Rider. 【译自】 Education for Profit, Education for Freedom By Martha C. Nussbaum Liberal Education, Vol. 95, No. 3 作者简介：玛萨·诺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芝加哥大学恩斯特·弗洛恩德法学与伦理学杰出贡献教授。本文是作者在2008年美国大学协会年会开幕式讲话的修改稿。 【译者注】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玛萨·诺斯鲍姆教授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 （玛萨·诺斯鲍姆 著 吴万伟 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