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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是一个儒学日本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一个教育勃兴的时期。在被日本史学家称为近世的江户时代的二百六十多年中，中国书院这一学校教育模式曾引起当时的一些学者的重视和评论，一些教育机关也曾冠名为书院。研究中国书院对日本江户时代教育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了解日本近世教育发展的一个侧面，也可以加深对中国书院性质的反思[1]。 书院这一外来语随着佛教和儒学的传播，在日本的中世就融和到本土文化中去了。从寺院和住宅的建筑样式、个人的书斋和读书处、会客室，到具有和日本人自己创造的“学问所”相同意义的教育设施，书院这一用语曾经被广泛地使用过。天文八年（1539）至九年，日本遣明船副使策彦周良在中国宁波和北京的往来途中，看见和参观过许多书院建筑。在《入明记》中，策彦周良记述的书院有“三贤书院（震泽）”、“二泉书院（无锡）”、“东坡书院（宜兴）”、“银山书院（镇江）”、“吕梁书院（徐州）”、“道宗书院（镇江）”“和靖书院（苏州）”等[2]。虽然中国古代地方志也记载过这些书院，但是在策彦和尚的记述中，我们看不到书院的教学情况。如“惠泉福地门右方有小门，横揭听松二字。入此门则左方又有门，横揭二泉书院二字”；“（东坡祠）祠门无额，堂里中央安东坡塑像。（中略）又后堂横揭眉山精舍四大字，中央挂墨竹之轴。又旁有古额，横书东坡书院四大字”；“城里有门横揭道宗书院四大字，门里乃周茂叔廟也，廟里有木牌，书宋道国濂溪周公之神九字”。他参观过的“书院”似乎是可以自由进入的名胜遗迹和纪念先贤的祠堂，并不是具备学校教育特征的书院。 尽管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几乎没有实地参观过中国书院[3]，但是他们对书院这一用语已经不感到陌生，对于作为学校的中国书院特征的详细认识，就是在江户时代开始产生的。 （一）对中国书院起源的认识 江户时代初期，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在统一日本后，洋洋得意地问儒臣林罗山（1583~1657）：“今大明亦有道耶？卿以为如何？”。林罗山回答说：“有之，虽目未见之，於书见之。夫道者非窈窈冥冥，而在君臣父子男女长幼交友之间。今大明自闾巷、自郡县、自州府，无处处不有学校，皆所以教人伦而以正人心善风俗为要，然则果有道乎？”[4]。在林罗山认可的中国明代学校中，当然包括书院在内。林罗山之子林鹅峰（1618~1680）在宽文十一年（1671）称“原书院之名，始於汉，兴於唐，盛於宋，盖庠序之余教也。本朝劝学院、奖学院、学馆院、文章院，亦惟肖乎。近世之俗总称宾客飨讌之席曰书院者，非古之制也”。林鹅峰把书院的源流追溯到汉代，实际上是把汉代儒者的精舍当做书院的起源，指出了精舍和书院之间的连续性。他也同时指出：“应天白鹿岳麓石鼓四书院，显名于赵氏之代，晦庵南轩东莱之手，泽昭昭乎后世，然不过一州之学”[5]。 但是为什么“精舍”会被“书院”这一名称所取代呢？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指出，精舍多是和儒者家中书斋有关的教育场所，并没有具备书院那样规模的学校特征。寺岛良安在《和汉三才图绘》（1722年自序本）中指出：“凡称书斋为精舍。后汉刘淑立精舍，晋谢灵公之石壁精舍，朱文公之武夷精舍之类是也。按集民间子女令习书笔家称寺，是乃与精舍同义乎”[6]，日本教育民间男女儿童读书写字的“寺子屋”和中国儒者的“精舍”相同，都是设在家里的教育设施，而且都是儒者的“私业”。 在江户时代的住宅建筑样式中，“书院造”这一术语已经被广泛使用，武士家中的会客、谈话、置书的地方都叫“书院”。典故学者伊势贞丈（1717~1784）认为书院这一用语的变形和日本佛教禅宗的兴起有很大关系，“书院之名目古已有之。其本谓书院在寺院也，读诵佛书学文之所曰书院也。足利殿时由禅家往武家移之处多也。玄宗置丽泽书院（太平记廿七）聚文学之士，此非寺也，讲书籍之所也。又曰，书院之称，上古俗家无之。书院乃寺中习诵讲释佛书等学文之所也。镰仓时代禅法风行，武家好禅家，常有座禅等事，故如寺中立书院也”[7]。考据学家塚田大峰（1745~1832）也指出：“我方诸侯大夫会宾客之堂，通称书院，斯不当之称也欤。书院，修书之所也。唐玄宗丽正殿置书院，聚文学之士，以修书焉。从此以来，唐宋之间，处处起书院，皆学士修书之所也”[8]，他注意到了书院这一用语的来历和唐代丽正修书院的直接关系。 （二）对学校史上书院设置意义的理解 随着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传播，白鹿洞书院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学者非常熟悉的中国书院。他们认为白鹿洞书院至元明时已“为天下第一学校也”[9]，所以他们十分重视探讨作为学校的白鹿洞书院为什么能够历经数百年几个朝代，学者能相继讲学于此而不“废坏”的原因。幕府官学昌平学问所教官佐藤一斋（1772~1859）根据中国毛德琦编《白鹿洞书院志》的资料，认为“书院即学问所”，朱熹在再兴白鹿洞书院时，“既乞赐敕额，又置书籍，附学田。制度井然而备，于此成不朽之事”[10]，白鹿洞书院历元明至清而延续不废，其原因在于朱熹创立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内部制度，而这一切又取决于白鹿洞书院并非朱熹的家塾和书斋，而是和日本“学问所”类似的学校。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学问所”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书院”。渊冈山（1617~1686）认为“书院”、“讲堂”虽然都是“拜先儒，或者讲习讨论读书”的“学问所”，但是“私建者曰书院，公建者曰讲堂”[11]，名称不同的原因在于设置者的不同。 尽管有学者已经看到了中国书院接受了朝廷和官府的经济援助，如中村惕斋（1629~1702）指出“凡学校的名目，彼方曰大学、曰国子监，此皆王都之公学也。天下州县亦各于其所而有学，曰某州某县学也。此外曰书院者乃公私之通称也。岳麓嵩阳应天白鹿曰四大书院，大抵为名人旧迹，故天子赐敕额御书，亦附学田，尤重于州县之学”[12]。奥野纯认为“昔者南元善治越，辑稽山书院，萃秀颖之士，振之以圣贤之学。其始诸生相诋议，元善持之弥坚，行之弥决，既皆感悟。然元善，越之太守，有权力以率人，故其功易成” [13]，书院建设和教学因为有实权的地方官员直接参与，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书院已经不同于一般的“私学”。但也有许多学者把书院看成是“私学”，把“书院之制”看成是不依存于三代古法的新型教育设施。 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学者伊藤东涯（1670~1736）非常了解中国的书院，他强调：“人性之美禀乎天，而成之即在乎人。故古之圣王设为庠序学校，教之有方，率之有人。（中略）降及后世，朝有国子四门之设，官有祭酒司业之任，外而于州于县亦皆有学。其私置者有书院以师友相讲习，有社学以乡党相训诱”[14]，把私人设置的非制度化学校和朝廷设置的制度化学校明确区别开来，说明学校并不是必 宋以后，在中国学校的发展过程中，书院教育所起的改革作用越来越大。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从舶来的中国朝鲜儒者的书籍中看到了书院教育和官学教育的不同。三宅尚宅把书院教育的特征归结为两点。一是在官学衰退的时候，书院却是能够纠正学风之弊、传道授业的场所，他指出“盖教者，本人君躬行心得之余。而汉唐以后，君非其君，臣非其臣。学校虽广设，生员虽众多，其所学者诗章文辞而已，岂能足观国家之光哉。然宋主若孝宗，若仁宗，时宰为佗胄，为秦桧，而朱子于精舍书院，苦心力讲，百方万机，其尽精神，亦可谓至焉。其意盖谓，教化隆乎上，则天下可平治，道学明乎下，则千岁道可传”。二是书院教育的兴起并非朝廷的命令或者官府的政策，而是从下而起的有志者的个人行为，“朱子之书院，非宋主所兴”。因为书院教育的这两个特征是和书院设置的非制度化紧密相关，所以三宅尚斋进一步指出“学堂开于匹夫之手岂有害”[15]。 日本的学者把江户时代的教育设施分成寺子屋、私塾、乡校、藩学、幕府直辖的官学五大类。据我的调查研究，在日本江户时代，藩校中有成德、造士、德造、止善等四所曾经冠以书院之名称；乡校中有怀德、会辅、麴溪、竹原、鸠岭、林崎、鹤山、成章、育英、弘道、时习、崇德、博文、尚德、温古、勅典等近二十所被称之为书院；所谓的私塾及寺子屋中有藤树、顺正、弘浜、青溪、盈科、教学、樱溪、古义、望楠、学半、琢成、岳麓、心学、牧山、象山、明霞、谦待、丽泽、泊园、龙山、岁寒、虎溪、大潮、立山、静修、微响、大道、莲池、竹亭、髺山、观山庭、双桂、西庵、函海、柳溪、医学等四十所以上曾经冠以书院（精舍）之名称，或者被人称之为书院（精舍）[16]。本文主要以私塾、乡校为对象来考察中国书院对日本的影响。 （一）由塾向私立学校转化的“书院” 江户时代的私塾多设在家中，塾的实体是家里的建筑，其所有权当然应该由家族中的人来继承，一个私塾的延续主要靠父子相传来维持，塾主讲学场所也主要在家里，因此这些私塾在当时又被称为家塾。取自于中国三代学制中“党有庠，家有塾”典故的“家塾”的用语相当准确地说明了日本私塾这样的教育设施的性质。因此在江户时代，除了被称为义塾、闾塾的教育设施，学者们几乎不把塾看成是学校。 但是，如前所述，江户时代的学者知道中国书院并不是某个学者的书斋或者私有的家塾，而是一个能够让“师友相讲习”的有固定校舍的恒久的学校。 庆安元年（1648）正月，四十一岁的中江藤树召开了“四方之诸友集会”，在同志的支持和协力下，于大沟藩小川村自家的宅地上兴建了新校舍。由于他已经有在家授徒教学十多年，组织讲会数年的经历，深知家塾之局限性，所以公开宣言要把自己的塾变成“讲会的书院”，他明确指出“吾私立之学校曰书院”[17]。中江藤树创立书院的构想很明显地受到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特别是王阳明、王龙溪的书院讲会的影响。其私立的学校之所以要冠以书院之名称，也包含了要改变自己家塾性质的创新意识。 中江藤树对于书院有如下的构想：第一，这个书院不是自己的家，而是有固定校舍，师友能“讲习讨论、切磋琢磨”，乡民也能受到教育的学校；第二，书院并非以师弟关系为中心的家塾，而是基于师友关系的讲会（又称会座）的“会所”，也是藤树学派发展的基地；第三，因为书院是由同志共同集资建成的，不是中江家的私有财产，所以最终要由同志共同管理和经营才能维持长久。第四，中江藤树有通过讲会和书院向全国宣传自己的心学和普及教育的计划。 中江藤树在书院建成的当年（1648）不幸病逝，临终前把书院的维持委托给门人弟子，因此该书院被称为藤树书院。这是日本第一个冠以书院名称的私立学校，其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 中江藤树病逝后，大沟藩藩主下令关闭书院，禁止在书院内的讲会，让聚集在书院里的“心学之友”、“豪杰同志”自行解散，这使藤树书院的讲会活动不得不中止，但书院仍由藤树同村的乡亲照管。三十多年后，在外地长大的中江藤树的儿子中江常省（1648~1709）回乡讲学，并于延宝辛酉（1681）制定了会约，恢复了书院的教学和讲会。这时书院讲会的活动有“或讨论心术，或论辩书义，或过失相质，或诵读经传，或学习进退之节，或试射，或挥戈”[18]。中江常省后来去京都等地教学做官，书院仍一直由当地人士看管保护。由于藤树书院位于偏僻的乡村，尽管有当地的学子利用书院举行读书会，偶尔有来参拜藤树书院的学者临时举办讲座，但因为一直无有名的学者长期在此教学，“讲会的书院”的功能逐渐衰退。在当地村民和各地热心藤树学的同志的维护和捐款下，书院的建筑保存了下来，变成了乡民活动的“会所”和各地人士参拜中江藤树遗迹的纪念地，类似中国的祠堂型书院。天保三年（1832），大盐中斋参观过藤树书院后，感叹地说：“其书院虽存，而今无讲先生之学者，其门人之苗裔业医者，乃监守之，如守兆”[19]。 中江藤树“以斯文兴起为己任”，他曾经说过：“道者有教授耳，我顾学校之设而令学之，（中略）冀邦畿千里，维民之所止，欲予设学馆于京师”。其门人渊冈山（1617~1686）继承藤树的遗志，于延宝二年（1674）在京都创建了京都学馆。京都学馆是中江藤树“讲会的书院”构想的产物。首先，渊冈山在藤树死后的二十多年中利用讲会在各地发展了数千名热心于藤树学的会友，形成了地方上的讲会组织，在各地同志的捐款和资助下，购买了某藩主在京都的旧宅，改造成有书院会所和藤树祠堂的校舍及自己住宅。每年正月十一日开学，“招诸生讲学，聚同志集会”，成为向全国开放的民间学校和藤树学派的大本营；其次，京都学馆的土地和屋宅所有权虽然不算是同志的共同财产，在名义上还是属于渊家所有，但是渊冈山认为“私建者曰书院，公建者曰讲堂”，学馆是私建的“学问所”（书院），其使命在于让教育活动和讲会绵绵流长，所以渊家不能自由地支配学馆事务和决定停办；其三，京都学馆的经济基础和藤树书院一样，主要依靠崇拜中江藤树，热心藤树学，由讲会组织起来的各地同志会友的援助，因此同志会友必然要参与共同管理维持。于是，渊冈山死后，其儿子渊半平（？~1736）自知学识才德无法胜任学馆重任，便和各地同志会友代表签定了一份协议[20]，在学馆“永远为学问所”的前提下，大家同意渊家保留学馆名义上的所有权继续居住在馆内，但学馆的一切教学活动和运营则“以众议评决之”，馆主也由众友推荐，各地的同志保证每年向学馆提供维持经费，形成了类似于中国书院民间共同管理维持的运营模式。这样，京都学馆一直延续了百年以上，直到天明八年（1788）被大火烧毁，各地同志又无力再提供重建经费后才停止了教学活动。 天保十年（1839），以医术而成巨富，五十三岁的儒医新宫凉庭（1787~1858）出金万两，选择京都南禅寺附近幽淑之处，买地盖屋数十间，环绕花木，创建了被称之为医学校的顺正书院。书院每月请师儒公开讲书三次，允许有志者无偿自由听讲。新宫凉庭也经常在挂有文宣王孔子画像的教室内讲解儒学，在挂有炎帝神农氏画像的教室内讲解汉医和西洋医术，并设立了生象、生理、病理、外科、内科、博物、化学、药性等八学科，进行系统的医学教育。新宫凉庭还花数万金购置了大量东西洋医书和儒学书籍等，在书院内设立文库；为了让家庭贫困的有志者也能学医完成学业，顺正书院的维持除了靠基金生利外，还在京都附近有多处学田。顺正书院的命名，当然和儒者想象中的中国书院有关。后藤彬于天保十二年（1841）称：“昔者唐李勃始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其后文公朱夫子及明李梦阳、胡屏仁辈相继讲道于此，名曰白鹿洞书院，至今不衰。抑本朝学校之设久矣，（中略）及江户府开，大开弘文馆，以育旗下之士。其他大小诸侯，学校之设日盛。而书院之讲习则未闻也。然则今之有此举也，实本朝书院之权舆欤。其宜传之于后，宜大之，使与鹿洞并行于东西也”[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