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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列宁称他是“伟大的艺术家”，指出“他在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作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主要是指他描写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1905年革命爆发这段时间里的俄国现实生活，他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地位”。 托尔斯泰于1828年8月28日出生在士拉省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父母早亡，在姑母和家庭教师的教养下长大。他一生的大半时间是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的。1844年入喀山大学的东方语文系学习，后转学法律，受卢梭和伏尔泰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对农奴制社会和学校教育不满，于1847年退学回家。因厌倦贵族生活，于1851年一1854年自愿到高加索服兵役，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加深了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阶级的不满。 托尔斯泰一生热心教育事业，曾亲自开办学校，撰写了不少教育论著和教科书。他的教育活动可分为四个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里(从1859年到1861年)，托尔斯泰幻想着地主与其农奴的纯朴关系，把办教育看作慈善事业。早在1849年，他就对与他的庄园直接毗连的亚斯那亚、波良那村的农民子弟进行教学工作，后来在那里开办了一所学校。在1860年，他计划创立一个慈善教育协会，凡能缴纳会费100卢布的资本家都可为协会会员。协会的任务是：为农民开办学校，为他们选择教师，制定学科，监督教学工作。在1861年以前，托尔斯泰对于统治阶级所攫取的领导国民学校的“权利”，没有加以批判。 第二个时期包括1861年和1867年。托尔斯泰在外国参观了一些国家的学校，于1861年春天回到俄国以后，对“进步”加以严厉地批评，指出，它是被人民群众的剥削者──地主、工厂主和银行家为了他们的自私利益利用了。托尔斯泰对统治阶级为人民所办的学校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在这些学校中所教的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这时的他是改革后的、但尚未革命的俄罗斯宗法式的农民的观点和心情的表达者，对于社会制度的革命变革抱有反对态度，宣传不用暴力抵抗邪恶，并憧憬着人们逐渐地用和平的方法进行自我改善。他从1862年秋天起，即从事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工作。这就促使他暂时放弃了教育活动。 托尔斯泰教育活动的第三个时期是在19世纪70年代。1869年起，他又重新埋头于教育问题的研究。1872年出版了他新编的“识字课本”；1875年又出版了经过改编的“新识字课本”和四种“阅读课本”。同时他还编写了算术教科书，并仔细研究了初等教育的教学法问题。他拟定农民师范学堂草案，并诙谐地把这所学堂称为“穿草鞋者的大学”，在1876年从国民教育部得到了开办这所学堂的许可，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地方自治局的支持，托尔斯泰未能实现这个草案。 托尔斯泰教育创作的第四个时期是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托尔斯泰由于热衷于研究宗教道德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就把自己的“托尔斯泰的”宗教作为教育的基础，即承认“在其本身上”就具有上帝，具有对人们的普遍热爱、宽恕、温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他承认自己过去把教育和教养划分开是错误的，并认为儿童不仅可以教育，而且必须教育，要用“纯正基督教”的精神来进行教育。 托尔斯泰晚年陷入极端苦闷之中，他的平民化思想与贵族家庭的生活经常发生冲突。1910年，82岁的托尔斯泰为了摆脱贵族生活而弃家出走，不幸中途得病，于11月7日逝世。 自由教育理论在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对当时的学校给与尖锐的批评，并提出自己的教育体系跟这种学校对立。他力求在尊重儿童个性、发展儿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来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但是同时，他把儿童的个性理想化了，并根据不正确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教育”理论建立了自己的教育学。他反对当时学校中所进行的教育——反对严格监督和压迫儿童，反对形式主义和呆读死记。为了反对这些现象，他提出这样的口号：“教育学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自由。”他还采取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态度，把这种自由理解为儿童有自愿地这样行动的自由：来学校或不来学校，不等上课结束即离开学校或者是在学校中一直待到深夜，记住在学校所讲授的东西或不去记忆，等等。他相信儿童的本性是完美的，“健康儿童的出生。完全合乎真、美、善三方面的绝对一致的要求，而真、美、善是我们本身所具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真、美、善的协调一致的原型。”他声称，成人是由于嫉妒儿童的纯洁无瑕而来教育儿童的，要尽可能更快地使儿童变得也像他们自己一样，成为被毁坏了的。 托尔斯泰在他的教育活动的各个阶段中，都认为宗教在教育方面有巨大的作用。他虽然宣布了自由是教育的唯一标准，但是他认为宗教例外，并声称只有一种强力是许可的——那就是宗教的强力。 托尔斯泰的教育观点和教育活动具有很多矛盾，就是他本人也坦白地承认这一点。在60年代，他力求根据自由的原则来组织教育工作，否认成人有管理儿童的权利，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是一种外在的压力。可是他又声称，只有一种外加的压力是允许的──那就是宗教的压力。在60年代他严格地把教育和教养区分开来；但在最后的一个时期，他改正了这种错误，说明了它们的不可分性。 《国民教育论》是托尔斯泰于1874年在“亚斯那亚·波良那”教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这篇长文中，他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是托尔斯泰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这篇文章是从落后的宗法式农民的立场来研究国民学校问题的。他反对那些聘有合格教师的、“巨资兴办”的地方学校，而建议成立极简单的农民识字学校。在这些学校里，由一些教堂的下级职员、退伍士兵和祈祷者充任教师，他们仅在教学期间(一年中教学七个月)收取学生家长所付与的微薄酬金；他们教给农民儿童认识俄罗斯文字和斯拉夫文字，教他们计算和神学，“此外就不用再教什么东西了”。 托尔斯泰甚至认为建筑校舍也是不必要的，指出，农民从来也不在校舍问题上发生困难。在不得已的时候，农民可以利用板棚作校舍，或是教师每天轮流到那些有子女上学的农民家里去上课。 该文对于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学和学校，作了尖锐而激烈的批评。托尔斯泰说，科学、技术、艺术都为富有者服务，但它们是应当为人民服务的。统治阶级开办的学校所教给人民的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这些学校是折磨儿童的地方：兵营式的生活制度，体罚，使人厌倦的课业，烦闷无聊。“只要你看一看同一个儿童在家里、在街上或在学校的情况，就会看到，他时或笑容满面，活泼愉快、富有求知欲，到处寻求教诲，如同寻求快乐一样，并常常用自己的语言明晰而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或表现出疲倦、恐惧和烦闷的心情，痛苦而身态蜷缩，他单调生硬地重述着别人所说的话，他的心灵像蜗牛一样躲藏在自己的壳里”。人民因为不能在学校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对于儿童受这样的教育，很少感到兴趣，但是统治阶级需要识字的工人，所以就宣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用各种的诱惑，如减免用费、发给奖状等方法来招引儿童进这种跟他们格格不入的学校。 托尔斯泰认为国民学校应当只教给学生认识俄罗斯文字和斯拉夫文字、教给计算和神学。“人民到处都是一样地、毫无疑问地、特别地为自己的教养确定了这些学科，而且无论何时何地，人民对这些学科都会感到满意；至于所有那些自然史、地理和历史(神学史除外)，任何直观教学，人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认为是无用的东西。 该文还谈了很多关于教学方法的见解。在选择教学方法时，应以学生对某种方法的态度为根据。只有那种使学生感到满意的教学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不应当只遵循某一种方法，因为并没有一种能具有各种优点的万能方法。应当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并想出一些新方法。学校应当成为教育实验室，教师在自己的教导工作中，应当表现出独立的创造性。 在各种教学方法中，托尔斯泰把教师的生动语言(叙述、谈话)放在特殊的地位。他还指出发展儿童的创造性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他建议让学生进行独立作业，例如让学生用各种题目来作文。 托尔斯泰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尖锐而大胆地批评了当时的俄国学校和西欧学校，他鲜明地指出，学校中的教导工作是为了地主、工厂主和银行家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他揭露了学校的形式主义和迂腐习气，以及对儿童个性的压抑。他愤恨在学校中所盛行的严酷的棍棒纪律，并揭露了学校工作中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上的歪曲。正像列宁评价的那样，托尔斯泰是一个热烈的抗议者，愤慨的揭发者，是资产阶级社会和当时社会所借以存在的那些制度的伟大批评家。 在托尔斯泰的教育理论中，包括这样的一些优点：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的个性，鼓励和发展儿童创造性的特殊技能，对每个学生特点的细致的心理分析。他对教育的不断研究，努力从事教育事业，他在许多教学法方面的指示，也都很有价值。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对俄国以至后来的前苏联教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克鲁普斯卡娅评价的那样：“……托尔斯泰的教育论文。对于持任何观点的教育家来说，都是取之不尽的思想的和使精神愉快的宝库”。（宋德民）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