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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1834—1901)，出身于日本德川时代末期的下级武士家庭，对幕藩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压抑有深刻的体会，又因早岁即学习西学，复曾三度游历欧美，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便立志与封建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作斗争，猛烈抨击日本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的落后和腐朽。他认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缺少的是独立性和数理知识，因此，他一生积极从事翻译和著述，进行出版和教育活动，介绍先进国家的情形，促进“文明开化”；宣传自由平等之说，以倡导民权；又鼓励日本人民发扬独立精神，保持在列强环伺下的日本民族的独立性；提倡讲求功利而不只限于个人身心修养的伦理道德，学习人生现实生活所必需的近代科学知识——“实学”。同时，他还崇拜君主立宪制，主张发展工商业，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凡此种种，最终的目的即在于“使日本成为一个西洋式的文明富强之国家”。 福泽谕吉一生从事教育与著述事业，对于日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858年，福泽创办了传播“兰学”(即西方学术)的专门学校“兰学塾”，它的活动着眼于清除盘踞在少年晚辈头脑中的陈腐儒学，使他们易于接受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60年代，他多次从欧美带回有关数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并亲自进行编译，作为“兰学塾”使用的教科书。在福泽渝吉的思想影响和亲自经管之下。“兰学塾”1868年改名为“庆应义塾” (即现在“庆应大学”前身)，为日本的维新运动和近代化过程培养了大批新型的政治、财经方面的人材。同时，他还特别以这所学校在办学和教授西学方面没有依赖外国人而自豪。“庆应义塾”创办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强调独立精神的培养，重视数理、财经等实用科学的基本精神，对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对日本传统学校的近代化过程，有着直接的良好的影响。 《劝学篇》是十七篇相关的杂文集，陆续发表于1872—1876年间。在这期间，他还出版了《启蒙学习论》、《童蒙教训》、《怪状女人》、《改历辩》、《记帐法》、《日本地图集》、《文字教育》以及最重要、最系统反映其“文明开化”思想的著作《文明论概略》、《学者安心论》等教育著作。 《劝学篇》发表的时候，正是明治政府完成“废藩改县”，日本资本主义开始大踏步前进的时候。福泽谕吉反映了日本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在该著作中，充分发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之说，提倡日本的自由独立人格，并根据“社会契约论”，强调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号召日本人民舍身为国，使日本文明赶上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贯穿本书的主导思想是以“学问”培养日本人民的独立人格，振奋民族精神、从而保持日本民族的独立。《玉川百科大辞典》论及《劝学篇》的写作动机时写道：因“坚信尽快扫除封建思想，达成每个人的自主和独立是时代的要求、国家的富强之路而写作了《劝学篇》”。《劝学篇》的中译本常见的有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和1984年修订版。本文《劝学篇》引文全引自1984年版，不再注明。 （一）对专制集权主义对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独立人格的危害的揭露和批判 在福泽谕吉看来，国家的独立、社会的文明进步及个人的独立人格的塑造，其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集权主义。正是专制和集权阻碍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压抑了人的充分自由的发展。所以，他立志从事反对专制集权主义的斗争。不管是共和政治、耶稣教，还是别的什么新专制，他都不赞成。他认为，任何政体都有可能成为专制政体，“专制犹如热病，政治好比人的身体。人身虽有男女老幼之别，但都会患热病”。因此，反对专制集权主义的斗争，是任何时候，任何政体形式下都需要的。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和独立，主要表现为学术、贸易和法律三项事业的是否完备，而明治维新以来，政府虽然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开辟奖励学问，议订法律和商定商法之道，或者晓喻人民，或者示以先例”，但却一直未见实效，就是因为“政府依然是专制政府，人民依然是没有志气的愚民”。专制政治下的人民必然愚昧，愚民之国固难独立。在专制政治下，人们没有责任心，更没有创造力，“人人都不能把心理所想的说出来，而是互相欺骗来偷安逃罪”，哪里还有心思来关心国家前途？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国家和人民对立，不能同心同德，因此，国家的文明进步只能是空话，专制政治只会形成“卑屈和不信任的风气”。“这种风气无形无体，不能就一个人、一件事来形容它，而它的实际力量是很大的”。它甚至使一些聪明智士也难以逃脱，“以致人们不能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阻碍社会的进步，破坏国家的独立性。 专制集权主义以官为重、以官为尊，一切事情都要以官办理才能成功，也直接阻碍了“实业”的发展。做买卖要借官府的名义，“设立学校要官许，传教要官许，甚至牧羊养蚕也要官府允许，大概民间事业中十之七八都是与官府有关的”。因此，在这种官僚体制下，“举世人心风靡，羡慕官、依赖官、害怕官、谄媚官，丝毫不能发挥一点独立的精神。”因此，专制集权主义又是振兴国家实业的障碍。 更为严重的是专制集权主义对人的独立人格的败坏和扼杀。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从文事武备到工商业，以至民间的生活细节，都要归政府管辖”，政府是人民的主人，而人民只是奔走效劳的奴隶和“食客”。没有当家作主的地位，自然也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严肃地指出，明治政府如果实行专制统治，而不尽快“改弦更张”，则新兴的文明及由而来的一点人民的独立精神也会衰退。他甚至已经看到了明治政府在新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的更为专制的一面及其对人民的独立精神的更为严重的威胁。他说：“古时的政府使用武力，现在的政府力智兼用；古时的政府缺乏治民的方法，现在的政府富于治术；古时的政府是措抑民力，现在的政府是收揽民心；古时的政府是从外面侵犯人民，现在的政府是从内部控制人民；古时的人民把政府看作是鬼，现在的人民却把政府看作是神；古时的人民畏惧政府，现在的人民则崇拜政府。”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形势，是人民丧失独立精神的新的形式，“若不乘这种形势来改弦更张，则政府今后举办事业。纵然越来越具备文明形式，人民却会越来越丧失独立精神，从而文明的精神也会逐渐衰退”。人民对政府抱有畏惧心理，就更谈不上以平等的态度、独立的人格参与国际竞争，赢得国家的独立了。对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来说，福泽渝吉能够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趋势中，以如此冷静和深刻的眼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固有矛盾和危机，应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在专制集权主义统治秩序下，人们的伦常道德也是片面的，是以丧失他人的独立人格为前提的，如男子的独立以妻妾的附属为代价，父母的尊严以子女的无条件的“孝顺”服从为代价，都是没有理性的。在这种片面的伦常“名分”下，只能使人们道德沦丧，弄虚作假，产生“伪君子”。他举例说，集权的专制政治，最高统治者以“名分”治天下，视人民为孩童，为子女、为牲畜，视政治为牧畜，全由自己一人专行，结果往往是大臣弄权、奸党构祸，致使“圣恩”为骚扰，“仁政”变苛政，这正如店主总管店务，视店员为异己，为属员、为雇佣，时时如猫头鹰一样地监视，结果往往是店员贪污、店业亏空，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人不可靠，而是专制思想之不可靠。”实行专制统治只会迫使人们作伪，“由于极力维护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倡导虚名，以实施专制，毒害所及，遂形成人间社会所流行的欺诈权术。得了这种病的人就叫伪君子”。如封建时代诸侯们的家臣，一面振振有辞，效死效忠，一面又挖主人墙脚，积累财富，敲榨勒索，没有偷主人的钱的人就值得表扬了。所以，“伪君子之所以多，是由于古人妄想把世上的人都看成是好人，容易驾御，其弊害发展成为专制压迫，终致饲犬咬了自己的手。所以，我再三地说，社会上最不可靠的是‘名分’，流毒最大的是专制压迫。” 专制集权主义之败坏独立人格，还在于在专制统治下言论的不自由。必然产生“怨尤”这一最不文明的恶德。福泽认为，“世界上不道德的事虽然很多，但对于人们的交往有大害的只有怨尤”。在他看来，贪吝、屠侈、诽谤、骄傲、粗野、固陋、轻薄等，虽然是“很明显的不道德行为”，但是只要运用的场合、程度的强弱和进行的角度恰到好处的话，就不会是不道德的，甚至从结果来说，可以说是道德的。唯独只有“怨尤”是“众恶之母”’因为有了它，才产生世间的一切坏事。一切恶行都由“怨尤”而生，隐而言之，是私言秘语、阴谋诡计；形而出之，便成朋党暗杀，暴动内乱，祸及国家和人民。“怨尤”使人们互不信任，互相怀疑和嫉妒、互相牵扯，形成内耗。而“怨尤”的产生即在于“穷”，即专制政治对人性的压抑、对社会言论的堵塞。他解释说，“穷”即“是指堵塞人的言路，妨害人的活动的那种行为，使人类的本能活动陷于穷迫。”福泽认为，孔子之所以说惟女子与小人难以对付，即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深受专制集权统治的压迫，失去人生的自由和独立，心有不平而又没处说，故才“形成了怨尤的风气”，而英美诸国之所以文明进步，即在于广开言路，人们言论自由，思想民主。因此，要振兴民族精神，杜绝“怨尤”这种焕散民心的恶德，就“不可不广开言路”，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 总之，要树立新的民族精神，振兴国家，培养独立人格，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首先就必须根除旧的封建精神的压迫，根本的是要消除社会生活中的专制集权主义的统治。 （二）教育与国家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 福泽谕吉认为，不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和独立，还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个人独立和自由，都要依靠教育才能求得。他认为，虽然基于天理，个人和国家都应当是不受拘束和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和不受拘束的保障却在于要有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才德”。个人应有与其个人相适应的“才德”，国家也应有与其国家相适应的“才德”，这才是平等和自由的基础。而“要具备才德就须明白事理，要明白事理就须求学”。因此，在国家的独立和个人的独立上，“学问”成了首要的条件。因为人民不向学，国家不尊重“学问”，社会改革就无法进行。在一个文盲成群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设现代文明和独立国家的。文盲和愚昧，也是造成专制暴政的社会基础。他说，不学文盲，不懂道理，没有理性，“除饮食起居外，一无所知。由于不学，所以贪欲极深。公然欺诈，狡避政府法令，不知国法与自己的职责为何物。虽然子女日繁，却不知教子之道，这就是所谓恬不知耻”。由于不知耻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陷于贫困和饥寒交迫之境，但又不反求诸己，反而会妄自怨恨邻近的富人，甚至纠集党徒，进行暴动，酿成变乱。因而，人民的无知又是新法受阻、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由于无知，“有人受人嗾使，进行暗杀；有人误解新法，掀起叛乱；有人用强横的办法，捣毁富有之家，酗酒偷盗”，无所恶而不为。而国家对待这种人，“决不能采取讲道理的方式来唤醒他们”，威慑镇压，专制暴政就由此而生。“所以一国的暴政未必只是暴君酷吏所为，事实上又是由于人民无知而招致的祸殃”因此，人民想要避免暴政，必须赶快立志向学，提高自己的才德。这种把专制主义的根源推到人民的愚昧无知的头上的理论，掩盖了愚昧和落后的真正的阶级根源，显然是为其新兴资产阶级的新的统治秩序服务的。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从思想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看到福泽是间接地猜到了愚昧与专制的辩证关系并把它落实到教育上，也是很深刻和现实的。 人民“向学”，就是要培养人的独立的人格。因为在福泽谕吉看来，个人的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基础。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福泽把独立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方面的独立，这种独立依赖物质基础，是物质生活方面的独立。但由于依赖于物质，所以相对于物来说，他又是不独立的，是为外物所累的，所谓“一杯是人吃酒，三杯是酒吃人”，走到极处，“就会迷失本性，丧失独立的主宰”为外物所异化，也就丧失了作为人的价值存在的独立。另一种独立是精神的独立或独立的精神，这才是人最可宝贵的东西，它是人作为一种价值存在而与一切他物相独立的本源，其核心是不受物累和永远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这种自我主宰的精神所肯定的是人的主体的地位和当家作主人的气概，这才是国家独立的核心。他指出，一国的物质文明，如学校、工业、陆海军，都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是容易做到，甚至可以拿钱买到的，而只有这种“极其伟大而重要的”“人民的独立精神”，是“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这也就是说，独立的精神是国家和人民的灵魂，是文明的灵魂。他又从反面具体地指出了个人的独立精神对国家独立的重要意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因为心存依赖，既没有勇气，也不会有责任心，更没有主人翁的意识；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国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因为这种人怕官怕上怕人，有依赖和谄媚的习性，而且不知羞耻；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又会仗势做坏事，因为这种人无耻并有欺上瞒下的习性．因此，基于这种由于人民没有独立精神而来的灾祸，要想振兴国家，培养人的独立精神就是当务之急。福泽强调指出；“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首先谋求自身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老师勉励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都当独立起来，进而保卫国家。” 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独立地位只有依靠教育、依靠其向学的程度。“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的基本权利和本能天生都是一样的，而社会上之所以有贤和愚、有富有贵，既有能独立的，又有不能独立而依赖他人的，就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因为世上的事情越难做的，越需要复杂的学习，所以能做的人地位越高，独立性越强，故“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因此，要说“平等”，实际上只有在“向学”这一点上人与人是平等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就是由其德智的修养而来的，人们的德智就好比是开花的树，而人的荣誉人望就是树上的花朵。人们只有努力向学，修成德智，才能一步一步地树立起自己的社会地位，使自己在社会上保持独立。他说：“人们在社会上的人望，既非由力量大小而定，也非由金钱多少而得，而是依凭聪明才智的活动和正直道义的信誉积累起来的。” 因此对于人格的独立来说，教育是最重要的。 人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其独立人格的核心是安“职分”，守“本分”。他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片面的伦常“名分”是虚饰的、无用的，而“职分”即每个人的职责却是实在的、有价值的。只要每个人坚守自己的职责，人就是独立的，国家尽到自己保护人民的职责，国家也就具有了独立的“国格”。他说，人民是一国的财东，有供给国用的职分，“文官的职分是议订政治法制，武官的职分是服从命令，效命疆场。此外，学者和商人都有其一定的职分。”只要人人尽职尽责、个人是独立的，国家也就是独立的。 尽职尽责的实际内容就是守法和纳税。福泽谕吉把人民的身份分为主客两种，认为，从客人的身份来说，政府执法是主，因此，人民不得妨碍和破坏政府宪法，而要无条件地执行宪法，只有依靠法律，人民才能取得与政府平等的地位，而破坏法律只会酿成专制暴政；从主人的身份来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要供给政府的费用，向政府纳税，委托其作各项保护，损益人民均须接受。在福泽谕吉的“职分”和“本分”中，守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一再论到守法的重要性，他认为，法律是至上的，是国家独立和个人自由的保障。政府以法律保护人民是政府的职责，而“人民则须遵守法律”，“一旦制成国法，即令对个别人民或有不便，在修订以前就不能变更，必须小心翼翼谨慎地加以遵守，这就是人民的职责。”尊重国法，就不能“私自裁判”，“报仇”、“暗杀”，“畏惧官吏”等，这些都是丧失国家主权和公民个人独立人格的恶行。 此外、安“职分”，守“本分”的独立人格还必须是以不妨碍他人的独立为条件的。他认为人都有自己的身心自由，如自由的身体，自由的智慧，自由的欲望和理想，自由的思想和意志。人们运用这一切，便可达成自己的人格独立。但是，人又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其“一身的独立”的，因此，这种自由力量的运用，有一个自然的、不可逾越的限度，“这个限度，乃是我用这种力量，他人也用这种力量而互不妨碍之谓”。所以，“本分”就意味着“基于天理，顺乎人情”，不妨害他人而发挥自己的自由。既不愿他人损害我的权利，我也不可损害他人的权利，不可损人之乐以增己之乐，夺他人之财以增已之富。更不可谗害或杀害他人以逞己意，这就是人人平等的真义，“只有这样，才不致违背做人的本分来处世，既不怨天，又不尤人，这才算得是人生的权利”。如果一个人高唱自由自在，恣情放荡，扰乱世间风俗，有伤教化，则即令他花的是自己的钱，也是不守本分。这种独立和自由是不允许的。 福泽谕吉的这种独立人格观，一方面融进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一些自由民主意识(如法的观念)，直接指向否定专制集权主义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具有现代文明的特征。另一方面，这种独立人格观又保留着极端阴暗的专制遗毒，反映了帝国主义时期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的明治政府的军国主义新专制的阶级本质。这一阶级本质表现在他的所谓独立人格中，就是国家的权力是至上的，人民的独立、个人的自由在根本上是没有保障的，因而也是虚伪的。他把人的平等只归结为生理和天生本能的平等，而承认的却是现实的不平等，结果使其平等只具有抽象的形式和欺骗的意义。他虽然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供给起来保护人民的，但若当政府违背人民的意志，甚至反过来压迫人民的时候，人民又只能耐心地“忍受”，做基督教式的“殉道徒”。而不能反抗。他说，在这种时候“屈从政府”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会“酿成天下普遍的不良风气”，使政府逐渐成为专制政府，而人民便会唯命是从，卑躬屈节，丧失独立性；而“用实力对抗政府”又会“掀起内乱”，使政府更加残暴，使国家失去独立。因此，只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也就是“要坚信天理而不疑，不论处于何处暴政之下，身受怎样苛酷的法制，都能忍受痛苦，矢志不渝，不携寸铁，不使武力，只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一个人接一个人，前仆后继，直到最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文明过程，就需要人民作出这种“殉道”式的杀身成仁的牺牲。这实际上是福泽作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软弱的阶级本性的表现。实际上，在此基础上的独立国家只能是更加专制黑暗的政府，而这样的“殉道者”式的人民是最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民。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历史如铁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为学之道 怎样来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呢？福泽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学者们要树立振国励民的远大理想，肩负起振兴国家，促进“文明开化”的重担，超凡脱俗，振励乾坤，而不要自甘庸俗。因为，在福泽看来，处于社会中间地位的学者们，是现代文明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科学技术都是由这些“中产阶级”研究出来的，现代社会的模式、生产关系、行为准则等，也是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审视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上不是执政者，下不是干体力活的一般百姓，他们是“用智力来领导社会的人们”，他们的发现和创造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学者首先就要自觉地以社会国家的文明进步为己任。 福泽谕吉把人的身心活动按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本身的活动，以身心的活动来解决衣、食、住问题，使自己过上安乐的生活。这是生活的独立，是人格独立起码的要求。但是这虽然也算是一种独立，却是很容易的事，做到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如果仅仅做到这一点，就算是人格的完全独立了，那么人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因为这样一来人的生和死也就没有什么不同，社会也不会有文明和进步了。他说；“只是为着满足衣食住而生存，那么人生在世就只是生和死，死时和生时的情形亳无差异。”这样世代相传而人类永远只能停留在野蛮的原始洪荒时代，与禽兽毫无区别，永远以禽兽为伍。因此，他批评有些学习西方新学的学者目光短浅，溺于世风，为一己私利得失计较，学到一点新学招牌，就去招摇钻营，奔走于微未俗务和仕途，为一个月几十元的薪金而劳心伤性，苟得个人生活的安乐，而不关心社会国家的文明进步及自己肩负的道义，“如果这样的情况形成风气，那么世间的学问就绝对达不到高深的境界了。”从国家的文明前途想，这可说是一大灾难。因此，他沉痛地指出；“学者身当增进文明的大任，坐视文明精神日渐衰退而不以为忧，真是令人长叹息和痛哭了。” 人类的另一类活动是社会上伙伴之间有关交往的行动，它指向的是人类群体的发展，是社会的文明进步。福泽认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本性，“人性最喜群居，不能孤立独处”，人类社会就是在交往中文明进步的。交往就各有义务。学者的义务就是“著书教人”，以“启发后辈的智慧，以保持社会的进步”。因为，国家的文明和独立根本上是智力的水平和发展，国家间的竞争根本上是智力的竞争。因此，作为一个学者来说，研究学问时立志必须远大，如果仅仅是“居住一所房屋，衣食不依赖别人而已”，那只是尽了内在的，对于自己的义务，还不能算是一个人就独立了，只有“与国人共同努力，使国家获得自由独立的地位，才能说是尽了内在外在的义务”，才无愧于身居日本的日本人这一名称，才算得上是真正具有了独立的人格。他这种把学者个人的价值融合于社会的价值实现之中的观念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因此，他号召学者们：“决不可满足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学者的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匹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任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这种以身当天下大任的雄心和气魄，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严格要求和警策，是历史所赋予的庄严使命，是社会对主体价值的肯定和呼唤。 独立的人格必须具备于实际生活和社会文明进步有实际用处的科学文化知识。他说，“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书和古文，能咏歌和做诗，他认为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的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根本上是“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在福泽的思想中，实际的“学问”不仅是社会生活中必需的、实用的知识、技能，也包含实验和实证的科学及科学方法。他举例说，如学习“伊吕波”四十七个字母(指日文字母表，一般常作序数词使用)。练习写信记帐(指西方式的财会管理方式)，学会打算盘和使用天秤等，更进一步，还要学习地理学、物理学、历史学、经济学、修身学等，这些都是实用科学，并且，他要求在学这些学科时，要参照西洋译本。此外，有才能的青年还要学习外语。他认为，这些学问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得以独立的真才实学。“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份，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在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时候，还有一个“信”与“疑”的问题，即传统与西化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文化的独立性问题，又是一个怎样培养和培养什么样的独立性的问题。一方面，他认为，“怀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学者为学，就要敢于“怀疑”，敢于否定传统、审视现实，认为“轻信易受欺骗，怀疑可致真理。”西方的近代文明即是由于学者们对传统的怀疑和对现实的重新审视而来。如伽利略、伽伐尼、牛顿、瓦特都是由现实的观察提出对传统现存结论的疑问而解开了物质世界的奥秘。在社会进步方面，托马斯·克拉克森的反对奴隶买卖的法律，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由对现存秩序的怀疑而起。“试看现代西方许多学者之所以能够日新月异地创立学说，引导人们进入文明之域，其要领即在于大胆驳斥古人认为确定不易的学说，对社会上一般不容怀疑的习惯也加以怀疑和研究”。另一方面，“怀疑”要以理性为准则，必须坚信那些被历史的发展和人们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必须弄清为什么“怀疑”和学会怎样“怀疑”，不能一学西方就丧失独立性，凡是自己的东西，现存的东西就一概否定，一切都从新开始。他认为，由于东西方人民风俗习惯、思想感情、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即使在西方是文明和进步的东西，在日本就未必是文明和进步的。更何况西方并非样样都好，日本也并非事事都糟，在这方面决不能生搬硬套。特别是在社会关系和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领域里，情况更是如此。他认为，一个民族一旦放弃自己的传统和信仰，不但会闹出“东施效顰”的丑剧，甚至会使社会心理失衡，人们会“一身空空如也丧失安身立命的地位，”有的人还会发狂。因此，近代化的过程只能是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异质文化的长处、取长补短，以完善日本特有的文化的过程，失去了文化的民族独立，近代化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学问之道上，福泽谕吉还从现代社会的特征出发，特别强调学以致用，学问与实行的一致、思想与行为的一致。认为这是实现人的独立人格的途径。他认为，人们只有在实行中，才能真正振奋精神，鼓起身当国家大任的勇气，而仅仅读书是不行的。他说：“原来人的勇气不能仅凭读书而得，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做事的方法，若不经常接触实际，熟悉事务，决不会产生勇气”。因此，只有忍受贫苦，克服困难，把获得的知识应用到文明事业，如振兴商业、研究法律、兴办工厂、开发农业和从事著作翻译及新闻出版事业等之中，才真是引文明事业为己任，才是真正实现独立的人格。在学习与实行中，还要坚持思想与行动的一致。一方面要心志高尚，“有了高尚的心志，才能成为高尚的人物”，“没有高尚的思想，就没有高尚的行动”；“思想不先明确，则人的行动就会徒劳无功”。 另一方面，行为要踏实，要按照高尚的思想去高尚地行动，“凡是理想过高，缺乏实际行动的人，有时会被人厌弃而陷于孤立”。更不要以自己的理想去观察别人的行动，这样会因轻视他人而又被他人轻视，更致互抱不满、互相轻蔑，为社会所不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干是实现人格独立的唯一方法。 此外，培养独立的人格，还要培养人们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与人交往的能力，这是人实现其独立人格的媒介。福泽对此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学习语言”，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社会的进步使人们的交往更加频繁，语言是现代社会中互相交往、表情达意的首要工具，“如与人接近和直接表达己意，则非语言不可，所以言词必须流畅活泼。”作为一个学者，有了好的思想，好的见解和发现，要影响别人，发挥社会作用，就必须要作宣传和演讲。口头演说比用文字写出来更生动活泼，更能引人兴趣，宣传效果更好。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社会变革的深入，议院制的普遍推行，生活中许多事都要靠演说。因此，作为一个独立地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人，必须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第二，容颜要和蔼明快，不要使人望而生厌。这既不要胁肩谄笑，巧言令色，阿谀奉承，也不要模仿伪君子态度、呆板枯涩。要求的是真正的人与人的平等和对他人的尊重。此外，衣饰外表也要讲究文明，才能与人正常交往，不致使人产生误会。第三，要有自信心，要有广泛的社会交往。人在别人身上反观自身，在与朋友的真诚交往中获得自己的人格独立。 总之福泽的为学之道以培养人的独立人格为核心，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和途径统一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十分自觉的理论意义。 福泽谕吉是明治初期的启蒙运动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宣传“文明开化”的启蒙中，他的《劝学篇》表现了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较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者的要求。《劝学篇》每份销售量都高达20万份，风靡一时，影响全国，不仅限于知识分子，甚至深入到政界和一般群众。《劝学篇》中所宣传的“四民平等”、“民族平等”、“一身独立、一国独立”等政治思想和实用主义的教育观、道德观以及对文明进步的充分信心，对学者们不要独善其身，而要兴办事业、促进文明、为人类造福的勉励以及学用结合、言行一致的思想，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和现实的精神，不仅对明治政府的革新发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被采纳到教育改革、学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冯晓林）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