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人对“和”与“同”的异同与优劣有着深刻的洞识。《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国晏婴与齐景公论和同之别，他指出：“和如羹焉”，和“五味”才成美味佳肴；“声亦如味”，和“六律”、“七音”方为悦耳动听的音乐。相反，“同之不可也如此”，一种调料难免乏味，一种声音让人厌烦。在此基础上，孔子明确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题，并把和同与否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与《中庸》所载孔子“君子和而不流”的说法，意义相近。孔子将事事苟同、不讲原则的人讥之为“乡愿”，即好好先生，他批评说：“乡愿，德之贼也。”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说：“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孔子)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官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是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应该说，被章太炎贬为“乡愿”、“国愿”的中庸，并不是先哲追慕的理想层面与理论形态的中庸，而是指它在历史上扭曲变形的社会表现；他所批评的孔子，也并非孔子本人，乃是专制政治的符号性存在。孔子及其价值理念，在后世没能摆脱被毒化与同化的厄运。 在精神层面，“和而不同”的理念，从被动的方面看，意含反抗政治强权或文化霸权的压迫与同化；从积极意义看，则昭示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博大胸怀。 “致中和” “中庸”是古代先民孜孜以求的美德，其首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礼记·中庸》亦云：“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系指“中用”，“中用”即“用中”，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曰：“用中即中庸之义是也。”中庸观念强调的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当适度，恰到好处，知乎所止，对欲望、情感和行为等有所节制，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讲究一种分寸感。南宋大儒朱熹将《伪古文尚书》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破解为古代圣人秘不示人的“传授心法”，即“十六字心传”。“允执厥中”讲的就是行中庸之道。 与“中庸”概念相近，古人有“中和”一词。“中和”概念，较早见于《中庸》与《荀子》，《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谓“和”为“中节”，并把“中和”提升到宇宙精神的高度。朱熹《中庸章句》释曰：“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正心，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儒家的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社会改造方案，是由内及外、由吾及彼、由人及物、由近及远的进路，强调的是由改造人性，进而改造社会，终至天下太平。 在儒家看来，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个人，如果人人能够“文质彬彬”，“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做到情欲有节，行为有度，进退有矩，那么，整个社会与宇宙的和谐，也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整体的和谐，是建立在各个组成部分或元素的有机的、合理的比例关系之上的；社会的和谐，则有赖于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存养与人格完善。“致中和”着眼于质的量的规定性，讲的是适度、恰当、平衡与协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