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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guinas，约1225—1274)，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经院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出生于意大利长塞塔的洛长舍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约1125—1190)的外甥、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194—1250)的堂兄弟。5岁时，被送到蒙特长西诺修道院学习，对教会仪式、艺术、文学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239年，因修道院被解散，被迫辍学。不久，进入那不勒斯大学，学习七艺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宇宙学著作，并在此接触了多明我会，深受其影响。1244年，正式加入了多明我会。因为阿奎那家族属于圣本笃派，因而他的举动触怒了整个家族，被软禁在家。1245年，阿奎那重新获得了自由，并于当年底进入巴黎大学，从师于著名学者、主教大阿尔伯特(Albert，the Creat，约1200─1280)。由于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因而深受其师的赏识，1248年，大阿尔伯特任多明我会科隆神学院指导，阿奎那随同至该校进修。1252年，赴巴黎大学攻读神学硕士学位，同时以学士身份在巴黎大学讲授《旧约全书》中的《箴言书》。从1255年起，阿奎那开始主持巴黎大学的神学讲座，讲授《圣经》。1256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并开始担任巴黎大学教务长一职，直到1259年。在职其间，对巴黎大学的教学秩序进行了大力的整顿。 1259年，阿奎那离开巴黎大学，先后到意大利的奥尔维耶托、罗马和维泰博等地讲学。并应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er IV，1251—1261在位）之召，任教廷神学教授。以后，又先后为教皇乌尔班四世(Urbanus IV，1261—1264在位)、克雷芒四世(Clemens IV，1265—1268在位)服务，直到1268年。1269—1272年，重返巴黎大学任教。1272年，任那不勒斯教授。1274年3月7日于福沙诺瓦修道院逝世。1323年7月18日，被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II，1316—1334在位)追封为“圣徒”。1567年，教皇庇护五世(Pius V，1566—1572在位)又封他为天主教会“圣师”。以后，历代教皇都一直奉他为神学导师。 在西方历史上，托马斯·阿奎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创建了一整套庞大、系统的经院哲学体系，使基督教神学日趋哲学化，这有助于基督教教义的传播，并为巩固罗马天主教廷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对于中世纪后期西欧社会，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深刻(然而是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体系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对后世哲学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直到当代，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再一方面，阿奎那的教育思想、他的经院哲学及其方法，对中世纪后期西欧教育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阿奎那一生勤于著述，写作了大量的神学、哲学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亚里斯多德著作注释》、《神学问题讨论》等。与教育相关的著作主要是《神学大全》。 《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一译作《神学集成》。作者于1265—1274年间完成了该书大部分内容的写作，但未及终卷，便已去世。后由他弟子根据其遗稿和其他著作予以完成。原文用拉丁文，以后陆续被译成希腊文、亚美尼亚文等文字。近代以后，先后被译成英、法、德、意等几乎所有西方主要文字。较有影响的英译本由英国伦敦奥雷特一华虚伯恩出版社于1911—1942年出版，由英国多明我会的神父集体翻译。迄今为至，该书尚未有公开出版的中文全译本，中文节译本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译者周辅成。 《神学大全》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论上帝(天主)独一、上帝三位、上帝的造化与主宰万物等；第二编，论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行为，罪恶与德行等；第三编论基督降生成人、受难钉死、复活升天，以及圣事等。各编又包括若干章(全书共38章)，每章又分列若干论题，总计602个。各论题下再做若干段落讲解，总计3120篇。每个段落又各附若干个问题，全书约1万多个。 《神学大全》是一部用基督教观点说明自然和社会一切问题的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百科全书。其特点是努力把亚里斯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调和起来，构筑起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心思想就是维护封建神权统治，把封建社会等级划分说成是“神的规定”，把封建君王的权力说成是来自“神的意志”，而教皇则被宣称是位居世俗君王之上的“基督的全权代表”。在论述自然、人、社会、神以及政治等方面问题时，阿奎那阐明了他关于教育问题的见解。 阿奎那的教育思想与其哲学和神学、特别是与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具有直接的联系，并以这两方面的理论为依据。 受亚里斯多德思想的影响，阿奎那把对人的本性的探讨，作为研究教育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就其本性而言，人正处于物质界与精神界的交会点上，因此，人同时具有精神性和物质性，由于这个原因，人必须同时具有与精神界和物质界相关的能力。为了具体分析这些能力的性质和特点，阿奎那接受了亚里斯多德的主张，转而研究人的活动，并根据活动的性质得出关于人性的结论。正如亚里斯多德把人的灵魂划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等三个部分一样，阿奎那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类：维持生命和繁殖后代的活动、感觉及对外界的感情反应的活动、意志和理解的活动。维持生命和繁殖后代的活动主要包括饮食、生育。感觉活动包括视觉、听觉等五种“外在的感觉”和对外物整体的概念，记忆、联想、分辨等“内在的感觉”。感情反应活动包括爱、欲、愉快、失望、悲伤、惧怕、勇敢、希望、愤怒、怨恨等。意志包括“不自由的意志”和根据对事物的了解而作出决定的“自由的意志”。理解的活动有两种形式：一是确定事物的简单本质，这种形式的活动没有真假可言。一是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这种形式的活动涉及到事物之间的关系(同一性或不同性)，可称之为“结合或分离”的活动。 阿奎那进一步区分了理解活动所需的能力(即理智能力)，认为理智能力可分为怀疑(Dubitatio)，即不作任何判断；“意见”(Opinio)，即允许有错误的犹豫不定的看法，“理解”(Intellectus)，即坚定地同意某项真理；“知识”(Scientia)，即根据推理而坚定地同意真理；“信仰”(Credere，fides)，即缺乏有说服力的理由而坚定地相信。 阿奎那认为，人是有生命力的存在物，因而人具有自然界存在物和有生命的存在物所共同具有的属性。这也就是说，人和植物、动物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和功能。但是，人又不同于动物、植物。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具有根本不同于其他有生命存在物的本质特点。人的本质特点就在于他能够进行理解的活动，具有理智能力，人是理性的动物。 为了进一步揭示人的本性，阿奎那又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人性问题。他承袭了亚里斯多德的观点，认为人生而具有参加社会政治生活的自然本性，人天生是社会的或者政治的动物，他在本性上注定要过集体的和社会的生活。这也就是说，人具有社会性。这同样使人从本质上区别于其他生物。此外，阿奎那还认为，人的本性中具有天然为善的自然习性，这种习性是上帝刻印在人心上的自然命令和自然律。 在人性论中，阿奎那还具体分析了人性的差别，用以论证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他认为，人生来在智力，体力上存在着差别，有的人生来聪明，有的人生来肢体发达，因此，有的人适合于种田、做工，有的人适宜于管理国家，还有的人适于成为神职人员。 阿奎那的人性理论是其教育学说的最为重要的、直接的思想基础。他关于教育目的、教育作用等问题的主张，都是以其人性论为出发点的。 阿奎那教育思想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他的认识论。他认为，人的知识、认识都来源于人的感觉器官对外界事物刺激所产生的经验、印象。例如，对事物颜色、形状的认识来自视觉，对声音的认识来源于听觉，对气味的认识来自味觉等等。由于这些认识活动是通过外在于心智的感觉器官进行的，因而阿奎那称之为外部感官的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内部感官的活动，这种活动表现为对事物整体的认识，将感觉经验加以保留、储存、加工以及对事物的判断。 从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的观点出发，阿奎那进一步论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他认为，物质即人的肉体虽然不参与人的思想和意志活动，不影响人的灵魂的作用，但是，它对人的理性认识的内容有作用。这是因为，肉体是人的感性器官，它为理性活动提供资料。阿奎那指出，人的认识开始于感觉，知识的内容来源于经验。感性认识为理性认识提供了资料。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他论证说，理性是一种认识能力，但它自身缺乏对象，必须在感性世界中寻找它的对象。另一方面，理智像一块白板，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单有理智还不能形成知识，所以，感性知觉是知识的必然出发点。这样，对于人的认识来说，单独、个别的知识（即感性认识）先于共相或普遍知识。然而，感觉的对象只是个别的感性事物，关于个别感性事物的知识并不是认识的目的。认识的目的在于达到普遍的、必然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人的理智的认识能力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来的。 阿奎那还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之所以能够从个别的知识中抽象出普遍的知识，就在于上帝赋予人的灵魂以“理智之光”。人的灵魂中的理智之光在上帝的理智之光的照耀下，就能够从个别的知觉中抽象出共相的知识。 在此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论述了认识或知识与信仰的关系。他认为，存在着两重世界，一重是感性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一重是超感性和超自然的世界，是上帝的王国。人对这两个世界的认识，是有所区别的。就对自然的认识而言，人可以认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其本质。但是，人的认识不能完全达到超自然的领域，对超自然的认识，只能主要依靠神的启示和信仰。阿奎那努力调和认识与信仰之间的矛盾，认为知识与信仰并不对立，而是协调一致的，但他又认为，信仰高于认识，高于理性。总之，信仰是阿奎那认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正是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阿奎那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关于教育基本问题的见解。首先，他认为，在人类全部的活动中，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它与人类的生活具有密切的相关。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成员，不仅需要从身体上进行养护，而且需要从精神方面加以教育。因此，教育事业与人类社会的延续是息息相关的。与此同时，阿奎那指出，与人类活动的其他形式相比，教育活动需要经历更长的时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因此，对教育工作切不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应当从长计议，从长远的观点进行安排。 从其人性论出发，阿奎那认为，教育作用一方面是发展人的物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真正的人性。他要求使人的自我保护、维持生命和健康、成长和繁殖后代等自然属性，都得到正常的发展，认为这种发展是健全人性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为此，他主张在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应当顺应自然的要求，注意学生的身体健康，使他们不致因学习的过度劳累而影响身体的发展。在这方面，阿奎那显然不同于奥古斯丁，他非但不提倡禁欲主义，反而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并认为这些欲望的合理满足是合乎自然要求的，是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因此，虽然同为基督教神学家，阿奎那的思想显然较奥古斯丁的见解更为人道、进步。 但是，阿奎那毕竟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他的思想的进步性是极为有限的。根据他的思想，教育作用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在发展人的自然属性(即物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人的精神性，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得到充分的实现。这即是说，通过教育和教学活动，应着重使人的理性得到发展，使人性不断地趋向于人类所特有的理性，使人克服无知与愚昧，从而达到真理。在这方面，阿奎那明显受到了亚里斯多德思想的影响。而从西方教育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亚里斯多德的思想经过阿奎那的进一步阐述，事实上正式形成了以古典实在论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基础。这种教育思想虽然不同于近代的以唯理论哲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教育理论，但在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由于这个原因，阿奎那的上述思想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从阿奎那的思想来看，无论他在教育作用的问题上强调哪一方面，他始终强调的是通过教育作用的实现，以达到教育的基本目的。与其他基督教神学家一样，阿奎那所主张的教育目的，也是直接指向上帝的。他认为，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培养人性，进而在人心中培养对上帝的虔诚、敬畏和信仰，使人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从而自觉地捍卫基督教教义，维护基督教会的统治。 阿奎那进一步认为，基督教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着人的现世生活，而是为了来世。他指出，现世生活虽然可以使人获得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暂时的、虚幻的。真正的、永恒的幸福只存在于天国。只有在上帝的国度中，人才能最终获得拯救，得到永世的幸福。这不仅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也是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把人从虚幻的现世生活中引导到永恒的来世生活，从而真正皈依上帝，实现神性。 阿奎那不仅提出了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具体分析了达到教育目的的途径和方法。在所有各种途径和方法中，他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并具体提出了关于教学问题的见解。这些见解与其一生中长期的教学实践有一定的联系。 他认为，教学工作最重要的基础是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每一个学生身上，都有着潜在的学习能力。教学的作用就在于使这种潜在性变成现实性，成为学生实际的学习能力，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心智活动状况，和学生的个人经验以及接受知识的能力，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思想，极力避免向学生盲目地灌输知识。与此同时，教师应当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差异，以便因材施教，促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教师应运用合理的教学方法，避免单纯的灌输、说教。阿奎那尤其主张，在教学实践中，应当运用语言、符号、文字、图形、实物等手段，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高教学的效果。 另一方面，阿奎那还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在教学中，学生不应当被动地接受教材和学习的知识，而应当主动地学习，积极思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所学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智力得到发展。这也就是说，人应当靠自己接受教育，而不是由他人来教育。 阿奎那还具体论述了学生的学习方法。他把学习方法划分为两类：一是发现，即依靠理性，去认识学生本人未知的领域；二是在教学中进行学习，即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激发自己的理性思维，从而获得知识。他认为这两种学习方法都是重要的，并且应当交替运用。 在教学方面，阿奎那显然更为强调理性的发展，他把发展学习的理智能力作为教学的目的，而把获得知识作为实现目的的基本手段。与此相联系，阿奎那强调学校教学以哲学，自然哲学、形而上学等理论科目为重，他尤其重视神学的教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神学来源于上帝的启示，它所探讨的是超越人类理性、优美至上的领域，因而，神学比一切学科都更高贵，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校教学最主要的科目。 阿奎那尤为重视学校的教材和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先后编写了大量的大学教科书。《神学大全》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 阿奎那还简要地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问题。他认为，虽然在人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倾向为善的自然习性，但这种习性并不“自然”地使人做善事、成善人。为善的自然倾向只有当受到后天的训练、教育后，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善良。因而，在个人道德的发展中，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系统的道德教育，个人才能真正成为具有良好品行和情操的、善良的人。 在个人所应具备的各项道德品质中，阿奎那认为，服从上帝、尊敬父母、为国家利益放弃个人利益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道德教育应当努力发展这些品质，使人成为上帝虔诚的信徒和国家的良好公民。 如同《神学大全》在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一样，它在西方教育的历史进程中，也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前，基督教会一直排斥亚里斯多德学说，而奉柏拉图思想为权威。因此，中世纪西欧学校(尤其是大学)通常把柏拉图的一些著作列为教学内容。阿奎那一生致力于研究亚里斯多德学说，并努力用亚里斯多德学说论证基督教教义，使基督教神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阿奎那学说以后成为天主教廷的官方学说，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物理学逐渐被教会接受，并逐渐取代了柏拉图学说原有的地位，成了新的权威。由于这个原因，亚里斯多德学说成为中世纪后期西欧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这对于西欧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第二，由于阿奎那“复兴”了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使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成为中世纪西欧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和教科书，因而，使亚里斯多德思想中所蕴藏的理性精神得到发扬。虽然阿奎那始终把理性与信仰相调和，并仍然使理性服从于信仰，但在长期排斥理性的中世纪，承认理性的存在与合理性，并把理性的发展作为教育的重要职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对于中世纪后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十四世纪后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同样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阿奎那哲学和神学中的论证方法(即通常所说的经院哲学方法)，在他生前，就已经在阿奎那本人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得到运用。在他逝世后，更广泛地成为西欧大学的教学方法。阿奎那的论证方法虽然具有繁琐等种种弊端，但它对训练理论思维、思想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在客观上是具有一定作用的。这种方法在大学中的广泛运用，不仅促进了大学教学水平的提高，而且直接推动了中世纪大学的发展。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能培养出但丁、蒙田、拉伯雷、马丁·路德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是与这种严格训练的教学方法分不开的。 阿奎那教育思想的影响不仅在中世纪后期是重要的，在现代西方教育发展中，仍然不容忽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界，出现了以复兴托马斯·阿奎那学说为宗旨的新托马斯主义的教育思潮，这种思潮在西方一些国家中，具有不小的影响，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教育思想流派，对现代西方教育的演进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神学大全》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无论阿奎那如何强调理性和理性的训练，最终都是以信仰为基本目的的。因此，他所强调的理性仍然没有摆脱神学的束缚，并不是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理性。所以，他所强调的理智训练与近现代教育学所理解的含义，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另外，他片面强调了理性的作用，把理智训练同感官训练、知识传授割裂开来，因而，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达到理智训练的目的。（张斌贤）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