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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牟宗三：“道德形上学” 牟宗三认为，道德形上学中国古已有之。他说：“儒家自孔子讲仁起（践仁以知天），通过孟子讲本心即性（尽心知性知天），即已涵着向此圆教下的道德形上学走之趋势。至乎通过《中庸》之天命之性以及至诚尽性，而至《易传》之穷神知化，则此圆教下的道德形上学在先秦儒家已有初步之完成。宋明儒继起，则充分地完成之。”[2] 这也是他特别重视宋明理学的原因。那么，牟宗三先生的道德形上学又是什么呢？他说：“‘道德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因此，道德的实体同时即是形而上的实体。”[3] 但是仅此仍然难以叫人明白，需要进一步弄明白他在什么基础上、通过什么方式建立道德形上学，其目的又是什么。 牟先生是在通贯古今中西的基础上，通过与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的对话，可以说牟先生一生都在与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对话。但是他认为康德只有“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神学，并无“道德的形上学”。牟先生区分了“道德底形而上学”（Metaphysic of Moral）与“道德的形而上学”（Moral metaphysics），认为“前者是关于‘道德’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以形上地讨论道德本身之基本原理为主，其所研究的题材是道德，而不是形而上学本身，形上学是借用。后者则是以形而上学本身为主（包含本体和宇宙论），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当身’所见的本源（本性）渗透至宇宙之本源，此就是由道德而进至形上学了，但却是由‘道德的进路’入，故曰‘道德的形上学’”。[4]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那么这一区分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来的呢？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牟先生对中西哲学的理解，尤其是他对更为根本的哲学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哲学的未来。牟宗三认为：“最成熟的智慧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是普遍原理（泛立大本）与当下决断的互相摄契。我看西方哲学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所成的理想主义的大传统，最后的圆熟归宿是向中国的‘生命学问’走。”[5] 而且“中国的文化生命民族生命的正当出路是在活转‘生命的学问’以趋近代化的国家之建立。”[6] 在牟先生看来，中国人的“生命的学问”是最重要的，不仅是中国人的正当出路，也是西方哲学的最后的圆熟归宿。 先来弄清楚这里的“生命的学问”说的是什么。他说：“中国人的‘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称之为心性之学。”[7] 所以很自然，他给哲学下的定义就是：“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身说明的，便是哲学。”[8] 那么，中国哲学的未来又是如何呢？牟先生说：“我们看出了中国哲学的未来的方向：（一）根据传统儒释道三教的文化生命与耶教相摩荡，重新复活‘生命的学问’。（二）吸收西方的科学，哲学展开智性的领域。”[9] 牟先生的这些话表明：就哲学而言，心性之学是人类哲学的圆熟归宿，而中国哲学又需要吸收西方的科学。那么，已有的中西哲学是有差异的，它们之间差异的要害何在？他认为：“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subjectivity）与‘内在道德性’（inner morality）。儒家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的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西方哲学刚刚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它大致是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10] 所以，虽然牟先生肯定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宋明儒学所建立的道德形上学的价值，认为只有它才是“真正的形上学”；但是也有不足，那就是没有开出新儒家的所谓“新外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