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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陈独秀在1920年的《共产党》杂志上撰文说：“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但考诸当时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一开始无疑是在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发生作用。根据相关的研究，“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里，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当中，仅有12人已知是出身于无产阶级，而其余的人都受过教育，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家庭。主要影响的圈子，也是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特别是在大学之中。例如，在北京，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在上海，是创立于1923年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1920年帮助创立的工会组织；在武汉，是李汉俊与恽代英任教的中华大学及其附属高级中学；在长沙，是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 面对当时中国的前途命运，各种学说、主义之间以各自的思想展开竞争，马克思主义之外，其他尚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等。这些主义的影响都不如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般持续和顽强，就像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向警予所说：“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她正是在探索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影响，深入到“五四”以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除开各种解释，政治的、历史的、制度的、组织的，作为一开始以一种学说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似乎还要注意到它本身的文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使得共产党获得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支持。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韦君宜，在她的回忆录中写到：“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在学校里成绩不错念哲学的她，随后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因为她觉得“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相同的例子还有很多，还是在她的回忆录中，她谈到1982年一位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跟她说，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其中一位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同样是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何炳棣，从历史系毕业后，选择的是在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后来成了知名的中国史专家。他在2003年写就的个人传记《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记述昔日清华同学，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政治活跃的同班同学中，姚克广（依林）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绩优异，并在1934年秋全校举办的英语背诵比赛中获第一名。虽是背诵，文稿是必须事前自己亲撰的。第一名的英文水平最具体的计量尺度是何人第二。第二名是政治系研究生、燕京大学毕业的网球队长罗孝超。罗系出福州外交名门，他的祖父罗逢禄是李鸿章极赏识的外交干才，驻英钦差大臣（即全权公使）。罗孝超的父亲也是驻英外交官，罗的小学教育是在伦敦完成的。而姚克广仅仅是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毕业、将将满17足岁的大一新生。”他追忆的这位成绩优异的同学姚依林，正是“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再以文学艺术为例，在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前，来自左翼的文艺力量已经在包括当时国统区在内的范围里占据主要的地位。虽然，这些年来我们逐渐回归文学本身的一些评判标准，对建国前的现代文学史开始反思，对一些原来不受重视的作家开始重视。像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这样的作家，首先是一些海外学者对他们的重新发现，继而带动了国内的研究和追捧。但不可否认的是，占据当时文学主流的，还是来自左翼阵营的文学家、艺术家，而对当时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起最大号召的也正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比如当时的左翼电影，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们的艺术成就仍然值得现在的电影工作者去回顾和继承。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这样的电影，说教的痕迹自然还是有，表达上却依然富有文化的魅力，换句话说，即便说教也还有高下和文野之分。更何况，对当时真诚的谋求家国命运的中国文艺界来说，他们是带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信仰在从事这些创作。 学习时报第445期的评论员文章里曾经特别指出：“执政党防止脱离群众，当然首先是要防止脱离工人、农民等基本阶级，但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也不能脱离其它阶层，包括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而生长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阶层，与此同时，还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不能脱离知识分子和青年。在一定意义上说，脱离知识分子和青年，甚至是执政党脱离群众这个最大危险中的最大危险。”回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这段文化影响史，我们也就明了，这哪里是虚言呢？(作者: 兰文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