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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还要克服两个困难，即如何把哲学的实质和哲学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金岳霖先生在审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指出：“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冯友兰在该书“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套用金、冯两位先生的说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目标和任务，也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的哲学思考和论述中，梳理出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找出其实质性的系统，然后再由实质性的系统上升为形式上的系统，形成由哲学概念、范畴和原理所构成的逻辑系统。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虽然不少，但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现象大量存在，真正有哲学实质的精品之作尚属凤毛麟角。哲学的实质和哲学的形式的关系，实际上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应体现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所谓“哲学的实质”，指的是这个原理的特殊性，是能够真实反映“中国特色”的概念和原理。所谓“哲学的形式”，指的是这个原理的普遍性，即表达“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语词应达到哲学的层次或符合哲学学科的规范。这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普遍，是一种具体的共相，而不再是以往那样永远正确、大而无当、毫无具体内容的抽象普遍的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经历近半个世纪改革和建设艰辛探索所取得的思想结晶，要将这一重大成果上升到哲学层面，形成科学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哲学体系，还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 关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几点思考 第一，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转变为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与旧哲学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即申明自己的理论是一种“发展的学说”，始终坚持辩证的历史的发展原则，用发展的观点对待理论，具体地历史地把握科学的原理和结论。用发展的观点对待理论，最紧要的是立足于本国的实践，贯彻马克思所说的从实践出发解释观念、而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观念出发的现代形态是本本主义。毛泽东一贯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不仅会导致思想僵化，还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命运。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们不能单靠本本来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不是靠改良传统教科书体系、围绕旧体系兜圈子产生的，而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孕育形成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过程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转化为研究范式，就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实践过程为基础，从中发掘重大的哲学问题及其解决的核心哲学理念。把书本的哲学变为实践的哲学，其根本途径是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他认为，离开本国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从而提出了扎根中国实际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原理，要遵循邓小平的嘱托，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为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而进行的一项极其困难而又极有意义的哲学探索。 第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在谈到他的研究方法时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他所说的占有材料、分析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形式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到思维具体的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毛泽东和邓小平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即实质上是如何把思维一般上升到思维具体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事求是既是科学研究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方法，也是保证思维一般上升到思维具体的科学方法，因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根本保证。实事求是方法之所以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还在于它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所谓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一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倾向。公式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抽象不变的公式，硬套在事物上。这种原理加例子的做法，把实际事物的完整性割碎，分门别类地塞到旧的框架中去，其结果是把活生生的东西变成了僵死的东西。二是要处理好实事求是方法与解释学方法的关系。解释学方法是研究经典文献的重要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不是不要本本，也不是否定解释学的方法。问题在于，仅有本本是不够的，还要将本本与实际结合起来。所以，不应把解释学这种研究文本的方法视之为哲学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 第三，开展跨学科研究，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创造条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要妥善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即怎样植根于现实（特殊性）又超越现实（普遍性）的问题。换言之，是既面对现实又能保持哲学学科的高度。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搞好中、西、马之间的对话，是实现学术性与现实性有机结合的重要条件。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是当代中国向哲学各学科提出的时代性课题。任何时代性问题都不是主观意念的产物，而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的。科学的理论总是以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前提，从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不断地拓展其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任务，也是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共同使命。要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形态，必须走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理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同样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专题研究，只有在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对话和理解中，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从中获得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形态，必须走古今贯通、史论并进的哲学理路。要破除传统与现代简单对峙的观念，自觉开发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深入把握其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智慧，以之作为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料。总之，要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就要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保证。 （作者为李景源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哲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