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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工作面临许多矛盾，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原因。统筹提留难收，公益事业难办，无一不与农村经济、农民收入水平息息相关。解决这些难题，必须认真落实党的富民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尽快富起来。农民富裕了，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从农民最强烈的呼声和要求来看，他们“盼的是致富、要的是服务、求的是保护”。可见，尽快致富是农民的最大愿望，是农民的最大利益，也是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 那么，怎样才能让农民尽快富裕呢？关键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落实好党中央富民政策，解决好“藏富于民”、“常富于民”的问题，营造一个富民的环境，创造一个富民的氛围，让农民有其利、有其权、有其教、有其安。 “藏富于民”，就是让农民拥有财富，可以享受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就是让农民积累一定的家底，可以保持发展生产的活力。 中华民族几千年，不少开明君主都主张“富民”。但历史证明，在封建剥削制度下，统治者们无数次地走进误区，他们总是想把财富控制在朝廷，控制在官员手中，以显示“强大”。为此，建立起庞大的官员队伍“与民夺利”。 致使农民始终摆脱不了贫穷。即使一段时期富足了，也持续不了多久，最后还是复归贫困。殊不知，民富才是国强的基础。建立在“夺民”基础上的“强大”，实质上是外强内虚，一则“夺民之利”，必然失去民心；二则遇有大风大浪，仅凭官方财力断难支撑，没有民力支持终将跨台。 新中国成立后，党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为实现农民共同致富进行了长达30年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制定了一整套的富民政策。改革之初，国家一方面不断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使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继而，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推行市场经济，实施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步伐，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使东南沿海和中西部相当一部分地区迈入了小康。与此同时，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扎扎实实解决部分老少边穷山区农民脱贫致富问题，也取得了较大成绩。这些都是富民政策的成功实践。 但是，我们也看到改革发展很不平衡，改革进程一波三折。有的地方由于种种原因，富民政策落实不力，农民致富步伐缓慢；有的地方农民利益得而复失，致富热情受到挫伤。1985年后，农村利益格局几度扭曲，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先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种粮成本上升，增收幅度下降；跟着流通改革受阻，不是设关立卡，导致农产品买难卖难；就是给卖粮农民打白条，农民流了一年汗到头来两手空空，只落得一把泪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农民负担过重，长期得不到解决。当年的“受益者”一定程度上又成了“受害者”。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经常忽视对农民利益的考量。有的人一见农民有了饭吃就想打主意，农民连喘息之机都没有。有的人过高地估计农民的富裕程度，默认、支持、纵容那些机构臃肿，人员膨胀的地方政府和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禁令，巧立名目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很多地方农民负担远远超过国务院关于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5%的规定。有的地方多达百分之三四十，甚至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还有的人习惯了向农民要钱要粮，年年月月、事事处处，总在盘算着怎样向农民索取。搬机子、抬柜子、牵猪子！……什么手段都敢用。如此这般，农民怎能尽快致富？尤其是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降，引起上上下下普遍关注。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4.6%，1998年下降到4.3%，1999年又降到3.8%，今年上半年仅为1、5%。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诉说农民负担太重，60%的人口毅然离乡，65%的土地忍痛抛荒；乡村吃税费的干部越来越多，而乡镇财政普遍亏空，村级集体大量负债，……由此，发生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强烈呼声。时隔不久，他本人也辞了职、跑到广东打工去了。虽然，这并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前不久，某省请笔者参加一个强县战略研讨会，似乎又看到了这样一幕：决策者们出于挽救县乡财政危机，准备出台一系列强化税费征收的新措施。说真的，我并不反对强化税收征管，但如果认为仅此而已，就可以强县，我很不以为然。既然县乡财政捉襟见肘，出现亏空，为什么不反省一下我们的财政体制？为什么不反省一下我们的政治体制？贪图虚名的“首长工程”、“官赏工程”，多少无效的投资；车水马龙的“迎来送往”、“吃喝拿要”，大得惊人的开支，你减下来了吗？叠床架屋的政府机构，花了多大的管理成本，极度膨胀的官员队伍，又是多重的人民负担，你裁减下来吗？果真要强县强市，何不通过政策激励，资金、技术扶持等，加快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增强县（市）财政的实力，把农民收入增上去，把农民负担减下来，让农民有资有产，有纳税的能力和热情？ 一句话，要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必须“藏富于民”。切不可干那种竭泽而渔，伤农害农的蠢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