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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玖青 曹建国 摘要：孔子的《诗》学思想，前人有详备的论述，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发现为我们重新批评孔子《诗》学思想提供了契机。就《孔子诗论》看，“情”在孔子《诗》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孔子解诗的主要切入点。 关键词：《孔子诗论》 《诗》学思想 情 阐释 关于孔子与《诗》的关系，前人及时贤论述可谓夥矣。概括起来说，大体上都是从文学入手，对孔子的《诗》学思想进行评价，而对于孔子的《诗经》阐释形态及其价值则较少有人讨论。总的来说，大家认为孔子对《诗》只是一个实用的态度，解《诗》只是政治的附会，带有很浓厚的政治伦理化倾向。这是否符合孔子解《诗》的实际呢？以往我们限于材料，对此难以展开讨论。现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对孔子的《诗》学思想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尤其可以让我们在占有较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对孔子的《诗经》阐释进行探讨。 一、对孔子《诗》学思想的新发现 所谓对孔子《诗》学思想的新发现，就是指对孔子《诗》学思想中“情”的发现。在孔子的《诗》学思想中有没有“情”的地位？如果说有，那么“情”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往研究孔子《诗》学思想的文章，对这些问题都没有作出回答。考其原因，主要是这方面材料的缺乏。 历史是个删节本，历史学家为了追求所谓的历史连续性，总是会有意的删除或无意的忽略一些历史情节。尽管这会造成许多历史的断层，但历史又会以突出某点的方式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造成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粗暴压制。而与此同时，观念史的研究则是要千方百计的接近这些断层，以探得历史的真实。那么这些断层藏在什么地方呢？它就藏在传世文献最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而且常常由于它的突兀出现又突然消失，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或是遗憾的长眠地下，不知有没有重见天日的幸运。但如果有一天地下的文献重见了天日，则必将给人的视觉以最猛烈的冲击，而且会解救被历史压制的东西，让它走出阴暗的角落。比如现在对于“情”的讨论就将经历这样的一幕。 就郭店简《性自命出》、《语丛》及上博简《性情论》来看，在先秦有一个对“情”展开大讨论的时期，尤其是讨论“情”与“性”之间的关系。当时人对“情”非常重视，而且基本上是高扬的态度，认为人的情感是人本性所固有的东西。至于“情”与“礼乐”的关系，人们认为礼是根据人情制作出来的，乐是人抒发感情的最主要的方式。但这种“情”论却被自汉儒以来的“性善情恶”的观念渐渐淹没了，传世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现在出土文献引发了人们的新思考，也启发人们在传世文献中寻觅先秦“情”的踪迹。讨论的结果是大家认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互证①。那么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对“情”是什么态度呢？虽然《论语》中“情”字仅两见，但《礼记》等书中却保留有大量孔子论“情”的话②，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是主“情”论者③。孔子的这种重情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对《诗》的评价与阐释。但由于历史汰选的结果，我们在《论语》孔子对《诗》的讨论中看不见他对《诗》与“情”关系的讨论，有的只是《诗》与礼，《诗》与修身关系的论述。所以以往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讨论都集中在这一方面，而对于《诗》与“情”的关系却缺乏论述。现在，上博简《诗论》的发现适可弥补这方面的思想缺环。 《诗论》第1简：“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是《诗论》开宗明义之论，也是《诗论》的纲要。“诗亡离志”与《礼记·孔子闲居》之“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相协，而“乐亡离情”则点明了孔子对“诗”与“情”关系的认识。 众所周知，孔子时代，诗与乐不分，孔子论诗也每每兼二者而论。比如《论语》中，孔子两评《关雎》，一见于《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见于《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或以为于此论乐，而非论诗。其实不然，两评都是就诗与乐为说。先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乐的角度来说，即所谓“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则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之所以为美。”④从诗的角度而言，即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故谓之和。上博简《孔子诗论》评《关雎》为“攺”，攺者，怡也、和也，因为其能以色喻于礼，能反纳于礼也。故其声则节，其文则礼，得中和之美，合中庸之道，是谓“哀而不淫，乐而不伤。”再说“《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为音乐的卒章，如朱熹《四书集注》云：“乱，乐之卒章。”但“乱”也可以理解为诗的卒章，《楚辞》即以卒章为乱。《关雎》卒章文意写君子以琴瑟钟鼓悦好所求之人，正如《诗论》第14简所云：“其四章则愉矣，以琴瑟之说，拟好色之爱，以钟鼓之乐……”有琴瑟之乐，有钟鼓之乐，故云“洋洋乎盈耳”。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这种论诗及乐，论乐及诗，诗乐相通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于《诗论》其他简文中。在论述《颂》、雅夏》、《邦风》时也兼及其音乐特征。比如第2简论《颂》云：“颂旁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 ，其思深而远，至矣。”第3论《邦风》云：“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其中“多言后”，“多言难而怨退者也”，“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等都是诗歌内容为说；所谓“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 ，”“其声善”等均是就乐来说的。按竹简文势，其论《夏诗》也当言及其音乐特征。凡此种种皆可证明孔子所谓“乐亡离情”也是就诗而论的，“乐亡离情”也就是“诗亡离情”。 这说明“情”在孔子《诗》学思想占有重要地位，论《诗》重情是孔子《诗》学思想的新发现。在下文我们将看到，“情”在孔子的《诗经》阐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对许多诗篇的解释，就是从“情”切入的，对诗旨有准确的把握。 二、《诗论》与孔子“论诗”模式 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清《诗论》中的孔子“论诗”。正如学者所论，《诗论》中论诗者不仅仅孔子一人，也有孔子弟子，甚至是孔子弟子的弟子。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诗论》的作者及先秦《诗》传等一系列问题，对此，笔者另有专文予以讨论，于此不再展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论诗”是《诗论》的主体。下面就根据《诗论》中的“孔子曰”及其所引导的论诗形式，再加上传世文献的旁证，要区分《诗论》中的孔子“论诗”。 为了方便论述，兹将简文依照马承源先生的排序，抄写如下。由于涉及的篇名主要集中在第8简以下，故从第8简抄起。 《十月》善諀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旻》多疑心，言不中志也；《小宛》其言不恶，小有怨焉；▎《小弁》、《巧言》则言流人之害也；▎《伐木》8 实咎于其也；▎《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古也；┛《祈父》之责，亦有以也；┛《黄鸟》则困天，欲反其古也，多耻者其病之乎？《菁菁者莪》则以人益也；《裳裳者华》则9 《关雎》之攺；┛《梂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盖曰动而偕贤于其初者。┛《关雎》以色喻于礼，10 情爱也。▎《关雎》之攺，则其思益也；┛《梂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者11 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攺乎？▎《梂木》福斯在君子，不12 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恒乎？▎《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离乎？┛《甘13 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14 及其人，敬爱其树，其褒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15 召公也；▎《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敬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16 《东方未明》有利词，▎《将中》之言不可不畏也，▎《扬之水》其爱妇悡，▎《采葛》之爱妇，17 因木瓜之报，以愉其怨者也。《杕杜》则情憙其至也。▋18 溺志，既曰天也，犹有怨言。▎《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交19 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有隐志必有以抒也。▎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触也。吾以《杕杜》得雀20 贵也；《藏大车》之嚣也，则以为不可如何？《湛露》之益也，其犹車它与？┛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憙之，▎《鳲鳩》吾信之，▎《文王》吾美之，《清庙》21 之；《宛丘》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乱。”吾憙之；▎《鳲鳩》曰：“其仪一兮，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22 《 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兔罝》其用人，则吾取23 以荏（？）菽（？）之古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24 《肠肠》小人，┛《有兔》不逢时，┛《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小明》不25 忠，▎《邶·柏舟》闷，▎《谷风》倍，▎《蓼莪》有孝志，▎《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26 如此，《可斯》雀之矣。▎离其所爱，必曰：“吾奚舍之”，《宾赠》是也。▎孔子曰：《蟋蟀》知难，▎《中氏》君子，▎《北风》不绝人之怨，《子立》27 恶而不闵，《墙有茨》慎密不知言，▎《青蝇》知28 《卷耳》不知人，▎《涉溱》其绝，《芣苡》士，▎《角幡》妇，▎《河水》智，29 第16简有“孔子曰”，但孔子的话究竟到哪，有分歧。我们认为孔子的话只到“吾以《葛覃》得敬初之诗”，理由如下:《孔子家语》、《孔丛子》历史上都被定为是伪书，而近年来的出土文献，内容与《家语》等多吻合之处，尤其是1973年河北定县简。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两本书的真伪问题，认为尽管这两本书有可能成书较晚，内容却是渊源有自，不能简单的斥之以伪书⑤。《孔丛子·记义》载： 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敬也；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见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东山》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于《羔羊》见善政之有应也；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楚茨》见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 另外，《盐铁论·执务》载：“孔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这种“吾于……见……”、“吾于……知……”与《诗论》中的“吾以……得……”句式相同，据此可以推断《诗论》中孔子“论诗”的句式。其次，据《诗论》及《孔丛子》的记载，不排除孔子尝以这种形式对《诗经》的所有诗篇进行过解释，如果每一篇都归结为“民性”如何，与孔子的实际不符，子贡亦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最后，我们还可以从《论诗》简的墨柱标志来判断。第20、24简的墨柱都标在“民性固然”之前，只有16简标在“民性固然”之后，不排除是误标。澄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判定《诗论》中的“吾以《葛覃》得敬初之诗”、“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吾以《木瓜》（？）得币帛之不可去”、“吾以《杕杜》得爵……”等为孔子论诗语。 第21简“孔子曰”后“××吾×之”为孔子论诗，所论诗篇有《宛丘》、《猗嗟》《鸤鸠》、《文王》。依此类推，则第6简所论《清庙》、《烈文》、《昊天有成命》也为孔子论诗。第23简“《兔罝》其用人，则吾取……”也为孔子论诗的口气。 第27简“孔子曰”后论诗“《蟋蟀》知难……”，这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说《诗》形式，即，用非常凝练的语言揭示诗旨。根据这种论《诗》形式，可以推断第17、25、26、28、29简都为孔子论《诗》。 第10简“××之×”式论诗与第8、9简对《小雅》的集中讨论，从内容上看，也当为孔子论诗。简文虽未明言“孔子曰”，可能是因为竹简有残缺的缘故。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孔子“论诗”至少有五种：一、“《××》吾×之”的引诗模式，如“《猗嗟》吾憙之”；二、“吾于（以）《××》见（得，知）……”模式，如“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三、“《××》之……”模式，如“《关雎》之攺”；四、“《××》……”模式，如，“《蟋蟀》知难”；五、“《××》……，因为……”模式，如，“《小旻》多疑心，言不中志也”。也许尚有其他模式，但文献缺载，难以妄断。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孔子论《诗》形式不拘一格， 即便是一首诗也可以反复再三，体现出他多角度论《诗》的阐释风格。而且，他对诗旨的剖析精辟简洁，注重举一反三。这与孔子的教学思想有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⑥，所以子夏问诗，孔子告之以“绘事后素”，等它悟出了“礼后”的道理，孔子就称赞其“可与言《诗》”。 二、《诗论》的主体部分属孔子论诗，可能是孔子当初授徒的教材。孔子曾经对《诗经》中的所有诗篇都进行解说，这可能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历史根源所在。 三、孔子的《诗经》阐释 《论语·阳货》载孔子语：“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孔子《诗》学思想的高度概括。从内核的层面，它论述了《诗》与伦理观念，尤其是“仁”、“礼”的关系；从功能的层面，它表述了《诗》的经世之用与进德之功；从阐释的层面，它点明了《诗》的阐释路径，因为有“可以”，就有一个“如何可以”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阐释。下面我们就结合《诗论》，来讨论《诗》是如何“兴”、“观”、“群”、“怨”的，必要时也将应用传世文献中的孔子论《诗》材料。 “兴”，作为阐释学意义的“兴”其实就是“取譬”，而功能意义上的“感发志意”则是“取譬”于《诗》的结果，所以孔安国与朱熹的注无所谓谁对谁错，着眼点不同而已。从阐释的形态来看，古人的论说引《诗》基本上是取譬似的，古人引诗每每于结尾处缀以“此之谓也”之习语，译成现代语言就是“××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实际上就点出了引《诗》作为譬性思维的取义特征。此外，“赋诗断章”从赋诗者当下的情境看也是取譬似的。所以，以《诗》取譬是先秦人最主要的用《诗》形式。先秦人取譬用《诗》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显性的，就是直接就诗句的字面义来取譬，比如《论语·述而》孔子引《小雅·小旻》之“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来批评子路只有血气之勇，却缺乏“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智谋及谨慎。另一种模式是隐性的，也就是从字面不能直接申发出说诗者的含义，需要说诗者“引譬连类”予以发掘，最终突破语言的浅表视域，落到言语之外。就像子夏由孔子“绘事后素”申发出“礼后”那样。同样，子贡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悟出“贫而乐，富而好礼”的道理，同样也受到孔子的称赞。 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取譬，都要遵从“类”的约束。在先秦时，“类”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然后被引进了语言学领域。“类”具有宗法性和同一性⑦。一旦形之于思维，成为取譬的标准，“类”就有了伦理的和逻辑的双重特性。逻辑的标准可以利于思维间关系的构建，以保证取譬的成功。而且“类同”是“有以同”，这就使得取譬的范围可以很广，同一事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取譬，同一事物也可以用于不同情况下的取譬。如果说事物间的同一性是取譬的外在规定的话，则伦理性的标准就构成了取譬的内在张力，从根本上规范了取譬的方向。子贡、子夏之所以受到孔子的称赞，就是因为他们的取譬是以宗法伦理、修身养德为归依的。有违于此就是“不类”，就像《左传》昭公元年，楚令尹歌《大明》之首章，俨然以王自取譬，赵孟就讥其“不类”；三家以《雍》彻，孔子也讽刺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这都属于取譬不类。 就传世文献来看，孔子论《诗》多为引诗，是“取譬”似的。《诗论》中也有这种取譬解诗形式，第6、7、21、22等简皆是。比如孔子说：“《鸤鸠》吾信之”。《鸤鸠》属《曹风》，《毛诗》以为是刺诗，而孔子则无所谓美刺，他只是取譬于“其仪一兮，心如结”，以说明君子当有均一之德。说“吾信之”不是别的，信“德”也。 “观”，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考见得失”，均是从政治角度切入的。但我认为如果将“观”作此理解，就与“群”、“怨”，至少与“怨”相包容了，这无疑会削减“兴观群怨”作为理论整体的表述广度。所以“观”至少有两用，施用政治，即为观人情之厚薄，识风俗之盛衰；施用于个人，即为观人“情志”。而且主体是观人“情志”，因为即便是政治的兴衰也是通过个体的情志反映出来的。从传世文献及上博简《诗论》看，“观”是孔子非常重要的一种解《诗》模式，那种“吾于……见……”、“吾于……知……”、“吾以……得……”等句式就是“观”的视角所特有的表达方式。其次，从“观”的角度解《诗》，使得孔子特别重视对诗歌中个体情感的把握，形成了以“情志”解《诗》的独特视角。《诗论》解诗，有好几处谈到“志”。比如，第8简其论《小旻》云：“《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也。”第19简“溺志，既曰天也，犹有怨言”，也当为解某诗语，第26简论《蓼莪》：“《蓼莪》有孝志”，等等。如果说“志”偏向于理性，具有一定的伦理内涵，则“情”就是心理结构中的“欲望”，是人本性的真实反映。《诗论》有好几处谈到了“情”，如第9简：“《黄鸟》则困而欲反其故也”，第10简其说《燕燕》：“《燕燕》之情”，第18简其说《杕杜》：“《杕杜》则情喜其至也”，第19简说《木瓜》：“《木瓜》其藏愿而未得达也”，第25简说《兔爰》：“《有兔》不逢时”，等等。而政治的兴衰，民风的厚薄就寓于诗歌主人公的情感中。比如《诗论》说《兔爰》“不逢时”，何谓“不逢时”？《说苑·敬慎篇》记孔子读《诗》至《正月》之六章，则感慨说：“不逢时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废道；违上离俗则危身；世不与善，己独由之，则曰非妖则孽也。是以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故贤者不遇时，常恐不终焉。”所以孔子常说“天下无道则隐”，那么《诗论》以“不逢时”评《兔爰》不就是含有“天下无道”的意思吗？最后，“观”有各种各样的角度，以“观”解诗也就了多重视角。比如《柏舟》，《孔丛子》说“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而《诗论》评《柏舟》曰“闷”。“匹夫执志之不可移”有称赞的意味，而“闷”就有了讥讽意，何哉？因为君子遁世无闷，就像《孔丛子》论《考槃》那样。所以《柏舟》的主人公就只能当“匹夫”之谓。 总之，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用“观”的方法，从“情志”的角度解《诗》，使得孔子对诗旨能有准确的把握，而且是多视角的。这是孔子重“情”的《诗》学思想在解诗中的反映，它使得孔子不仅比此前的解《诗》高明，也比他以后的解《诗》者高明。 “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我认为均不确，“群”就是“别群”，也就是“君子”、“小人”之辨。辨别君子、小人关乎进德，《论语》一书，“君子”一词凡107见，“小人”凡23见，每每相较而言，可见孔子对“君子”、“小人”之辨的重视程度。就《诗经》而言，有许多诗篇言及“君子”之德，或“小人”之行，故有“君子之诗”，有“小人之诗”。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解《诗》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在先秦时还可能比较流行，如《孟子·告子下》载高子论《小雅·小弁》为“小人之诗”。这种解诗方式也见诸《诗论》，如第25简“《肠肠》小人”，第27简“《仲氏》君子”就是。或曰，孔子曰《诗三百》“思无邪”，则于“小人之诗”，何以“无邪”？事实上校诸《诗论》可知，孔子并非对所有诗都是持赞成态度，有的也是批评的，如《柏舟》之“闷”，《墙有茨》之“慎密不知言”，还有第28简以“恶而不闵”评诗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熹《集注》解释“思无邪”为：“凡《诗》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是有道理的。读“君子之诗”，知何以为君子；读“小人之诗”，知何以规避小人，故曰：“诗可以群”。 “怨”，孔安国、郑玄皆注：“刺上政”。朱熹注：“怨而不怒”。二者都将之归于政治，过于褊狭。《诗》固然可以怨刺上政，但绝不仅限于此。翻开《诗经》，怨词满眼，有悯乱嫉恶之怨，有旷夫思妇之怨；既有忧国忧民之思，也有一已之私情，如统统归结为“怨刺上政”，则殊为无据。《诗论》第8简论《雨无正》、《节南山》曰“皆言上之衰，王公耻之”，怨刺的对象是周天子；论《小弁》、《巧言》曰“皆言流人之害”，第9简论《祈父》曰“《祈父》之责，亦有以也”等，皆为刺当权者，概括起来，这些都可以称为“刺上政”。而第17简“《扬之水》其爱妇悡”，“悡”，《说文》注“恨”，又曰“怠”。但校之今本《诗经》的三首以《扬之水》名篇的诗都不相吻合，当为逸诗。诗写的是怨妇之“恨”，就不能归为“刺上政”。第29简“《涉溱》（即《郑风·褰裳》）其绝”是针对“子不我思，岂无他士”而言的，是“爱而不得”的绝情诗，故曰“绝”。这种“怨”也是怨妇之“怨”，非以“刺上政”也。 孔子从“怨”的角度解《诗》也可以看作是对个体情感的张扬，正如他自己在述自己作《春秋》之意时说的那样：“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所以，以“怨”解诗，也是孔子重“情”《诗》学思想的阐释实践。 以上我们就《诗论》与孔子《诗》学思想的重诂做了简单的论述。我们认为，《诗论》对我们重新认识孔子的《诗》学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让我们认识到孔子《诗》学思想中重“情”的一面，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孔子解《诗》的实例，让我们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认识落到了具体的实处。而且正确的评价孔子论《诗》、解《诗》重“情”，对于重新构建中国诗学理论史也有重要的意义。传统观念认为，先秦只有“诗言志”，而“诗缘情”要到西晋时陆机《文赋》出，才出现。那么既然孔子就有了“诗言情”的观念，那么，“诗言志”还会是先秦惟有的诗学观念吗？“诗缘情”还会是魏晋的新风尚吗？⑧ 注释： ① 这方面的论文有刘乐贤《〈性自命出〉与〈淮南子·缪称〉论“情”》，《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李天虹《〈性自命出〉传世先秦文献“情”字解诂》，《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 ② 以往认为《礼记》是汉人作品，现在大家根据出土文献，认识到《礼记》即便是成书于汉代，它的内容却是先秦的属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东西。 ③ 比如在《论语》中，孔子说人“性相近”，对于“生”、“死”、“贫”、“贱”等都有天然的“好”、“恶”之情。在《礼记·礼运》及《礼器》篇中，孔子明确表述“礼”是因人情而制，“情”与“性”混和，没有大的区别。比如《礼运》载孔子语：“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制人之情”，《杂记》子贡问“丧”，孔子就说“颜色称其情”。 ④ 郑樵《通志略》，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页199。 ⑤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⑥ 《论语·述而》 ⑦ 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吴建国《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类概念的发、发展与逻辑科学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笔者也有专文讨论“类”与譬性思维的关系。 ⑧其实汉代诗学中也有“诗缘情”的观念，比如《汉书·翼奉传》载翼奉语有“《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之语，《汉书·匡衡传》载匡衡语也有“（《诗》）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之语，蔡邕《琴操》论《诗》之所是“内迫于情性”，著名的《毛诗大序》也多次论及《诗》与“情”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