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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的外国教材 日前的两会上，谈及高教改革，有委员提出建议，国家与其买几千亿的美国债券，不如投入数亿资金翻译外国大学教材，更能影响中国发展。这个提议受到了一些追捧，但也有质疑的声音，有人提出，与其花钱费力翻译，不如直接引进英文原版的，民国时期和现在的台湾、香港都是成功的先例，在受教育程度上，学生可以直接与西方大学生在同一水平线上，不需要额外的“中英文转化”。还有人则嘲笑说：“不是都已经翻译过来了吗？”这话听着有点奇怪，其实涉及到中国高校教材的一个隐性现象：西方教材的中国改写。 说到如今的大学教材，大家往往简单地分成中文的和原版的，中文的又分两种：翻译的和原创的。其实，中国的中文版教材还有一种特殊的类别，就是外国教材的中国改写本。这类教材往往以“原创教材”或者“著作”的面貌出现，但深究其内容，大多是一到两种同类教材的改写和拼凑嫁接。所谓“西方教材的中国版本”，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书。在理工科和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教材，这类现象比较集中。 北京某著名理工科大学的一个大四学生刘军告诉记者，大学期间，他们只有部分课程用的原版教材，总的来说还是以本土教材为主。但到了大三之后，因为准备出国，和英文阅读水平的提升，他开始关注学校图书馆的外国教材中心，这才发现，以前学过的很多教材，其实就是外国教材的改写本。他举了两个例子，他们用的中文教程《数字信号处理》署名为两位国内学者“合著”，其实内容大致来源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同类教材，而另一个《凝聚态物理》课程的教材，与哈佛大学的教材在内容和结构编排上都非常接近。 清华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李老师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记者，相当一部分理工科教材，还包括部分社会科学领域，比如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教材，都存在这个问题。他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些领域的知识，本来就是舶来品，国内目前还只停留在介绍和转述的阶段，不“借助”外国教材，就没有东西可说了。而外国教材已经很成熟，相关知识体系介绍得很好，不按照这个样子走，好像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在现代科学领域，有些知识体系的构建没有中国学者参与其中，都是别人的，讲来讲去，就是在转述别人的东西。这就好比人文学者介绍诸子百家的思想，孔子的“仁”，墨子的“兼爱”，老子的“道德”，法家的“法”，就是这么些内容，不说这个说什么？ 这种做法从哪方面讲都有问题 李老师对外国教材的中国改写现象的态度是：可以理解，不可原谅。他认为，首先，这里面显然有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甚至有变相抄袭的嫌疑。但这种嫌疑又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讲，毕竟有中国式的改写在其中，比如表达方式不同，用的概念略有不同，或者举的例子是本土的。但核心内容、总体结构和全书框架却是别人的，连“仿写”都不算，就是转述和改写。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张姓编辑则从出版制度的角度指出，中文改写版的教材，严格地说，应该属于“译著”和“著作”之外的第三种，“编著”，而现在的情况是，一本教材如果是根据同类中文教材依样画葫芦，会注明“编著”，而参考和改写外文教材的，则称做“著”。以“编著”为“著”，是不合适的。而且，如果再深究的话，“编辑”和“著作”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其本质性差异在于有没有原创性思想。而有中国出版特色的“编著”，本来就是一个不规范的、有意混淆，甚至虚伪的用词。 除了知识产权问题之外，这种中国式改写教材还有一个大问题。刘军从大三起知道了一个“秘诀”：当你看不懂中文书的时候，就找本原著来看，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这个办法是一个师兄告诉他的，开始只针对翻译的图书。后来他发现，对于有的中国学者“著”的书，不懂的时候也可以遵从此法，找到“母本”，英文的比中文改写的清楚多了。对此，李老师也表示了认可。因为这种改写为了规避抄袭嫌疑，往往故意写得与母本不同，但又不能做本质性改动，只好在字词、结构上做文章，导致一些改写，支离破碎，晦涩难懂，或者缺乏条理。也就难怪学生被绕得云里雾里。 既然无论是合法性，还是知识传播效果上，中文改写版教材都不能让人满意，为什么还大行其道呢？ 这是有益和必要的过渡 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委婉”。他认为，我国过去的大学教材知识老化，与现代知识严重脱节，给学生讲授基础知识时还能勉强对付，但在介绍前沿知识理论的时候便显得捉襟见肘。而翻译教材要谈版权、找出版，时间比较长，受限也较多。另外，外国教材针对另一种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学生，有些表达或例证未必合适中国大学生，一个本土化的改写还是有必要的。而且，中国的学生能看外语教材的总的来说还是凤毛麟角。只有借助于中国改写版的外国教材，他们才能以最快速度、最小代价帮助学生接触和了解先进的科技和思想动态，达到国际上最先进的知识水平，提高学生的眼界和知识起点。总而言之，相对于我们那些知识老化、观念陈旧的老教科书，中国改写版教材可谓造福学生，尤其是造福广大暂时还不能直接阅读使用原版教材的学生。他坚持觉得，中文改写外国教材，是有益和必要的，我们的高等教育需要这样的过渡。 但李老师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这些不过是托词，关键问题还是在于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和考核方法中，翻译和著作的工作分量大不相同。可是，现代科学领域，好些知识就是别人创造的，发言权在别人那里，这对于我们拿出“创造性著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教材如此，中国的学术著作要在许多领域做出“世界第一”的原创成果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针对大部分中国大学生目前还不能阅读原版教材问题，刘军同学也提到了他的困惑。他是因为准备出国，既然出去后必然使用外文教材，不如在国内干脆就直接用了，出去后就没有“接轨”或者“转型”的问题了。但对于别的很多没有出国打算的学生来说，其实使用原版教材有些高不可攀，而且“没有必要”。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语言和知识体系建构的问题，相对于国外的学术发展，中国好像是一个半封闭的独立世界，一些国外已经写进成熟教科书里的东西，在中国照样可以研究、而且可以作为“填补国内空白”的重大成果。这从人类知识探索角度而言，自然是低水平、无意义重复和智力的极大浪费，但在中国，却确实可以成为一种知识生存方式。既然如此，以后既不准备、事实上也不可能与外国知识界进行真正的对话，而只需在中国学术界生存，那么，安心接受外国教材的改写版传播的知识，学好外语后，还可以跟在世界知识前沿的后面，自己再“编著”或“创作”更新教材的更新改写版，在中国的学术王国里生存，甚至因此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或“权威”，这样何乐而不为？又何必费时费力学习什么外文教材呢？ 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教材 中国的高校教材体系建设，一直没有健康成型地发展起来。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体制被引入中国的时候，我们的教材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直接选用西方教材，不仅物理、化学等科学课程如此，西方地理、西方历史等都直接采取“拿来主义”，另一部分则是转由日文翻译过来的中文教材，还有少数中国学人原创的教材。 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高校教材体系建设。第二次大规模建设则是上世纪中期，建国之后，全国上下一边倒地引进苏联的高校教材和知识体系。有意思的是，这两次从日本、从苏联的引进，其实都是从西方知识体系“转折”过来的。而这种转折和转述，在时间上相对延后，在内容上也多少会变形。从效果而言，显然不如直接迅捷的引进。 两次大规模建设之后，中国的高校教材，就是在此基础上，或停滞不前，或缝缝补补，明显不能满足现代学生的要求。加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在一些教材没有及时更新的领域学生知识老化，研究陈旧，学术视野狭窄、眼界偏低，跟不上现实需要的形势。 另一方面，虽然理科、工科、社会科学和一些新兴学科方面的教材一直在引进、翻译和介绍过程中，但基本上是由各个大学出版社根据自身特征和学校学科建设的偏向而展开的，总的来说不系统、不规范。加之国内能够有外国教材中心的大学毕竟只是少数几所重点大学，数量有限，而且，中国学生的外语能力普遍有限，能够直接看外文教材的总的来说还是少数。这些因素合起来，就为外国教材的中国改写版本留出了很大的生存空间。 可是，外国教材的中国改写版真的就已经能满足中国学生学习和知识传播的需要了吗？刘兵和他的同学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在大学里学不到东西，学的东西既在现实中没有用，又跟不上学术前沿，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没有发展后劲。清华大学的李老师则认为，中国大学需要的教材，可以分两步走，鉴于现在大学生普遍的英文应用能力，首先是使用质量过硬的翻译教材，而不是李鬼式的伪译本（美其名曰“中文改写版”）。同时配合使用原版，让专业学习和专业英语的学习同步长进。在此过程中，培养出一到两代在知识水平上与世界一流大学同一水平线的毕业生，再由他们创造中国的本土教材。 李老师认为，如果教育能更开放些，这个过程也需要一百年时间，包括大规模、系统翻译和原版引进，师资培养，本土消化和原创诞生。“中国高教的进步，可谓任重而道远。”李老师最后说，很沉重，但也不乏希望。 作者：陈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