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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 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 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者能够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他认为行上策国强，行中策国安，行下策国存，如果仍一成不变的话，国将不保。 梁启超参照日本教育制度，按人的身心发育将教育分为四个时期： 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 6岁至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岁至21岁为少年期，受中学教育或同等程度的实业教育、师范教育。21岁至25岁为成人期，受大学教育。 ㈢ 论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 出自对传统官方教育只重高等教育而忽视初等教育的批判，梁启超尤其强调小学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人生治学的基础，他比喻作登楼，不可能不经过初级就登上楼顶。所以他认为：“今日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之始。”也是要仿效西方实行强迫义务教育。他对小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有具体论述，还草拟了日课表。他反对体罚，强调减少课时，充分开展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如参观、游戏、体育、音乐等。 在各类教育中，师范教育又是发展的基础。梁启超撰写《论师范》一文，他指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因此师范学校必须首先办理，以保证小学有合格师资。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中包括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师范教育系统，他还详细介绍了日本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作为我国办师范学堂的参考。 梁启超是积极提倡开展女子教育的思想家之一。1896年他撰写了《论女学》一文，认为中国女子不学也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因为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得不到利用，还要消耗社会财富。开展女子教育，既可以增加社会生产，又可以和睦家庭，“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有利后代）”，所以开展女子教育意义重大。女子教育应与男子教育平等，凡“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事，国人无男无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他计划先在上海办一所女学，还起草了章程。提倡女子教育，是维新派向封建礼教发起的又一重大挑战。 来源：《中国教育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