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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重要的政治思想的提出，往往都会有其赖以产生的新的思想理论前提；而这种新的思想理论前提的形成，则常常又与其时代精神密切相关。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地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面向２１世纪的政治宣言，又是我们党面对新世纪时代课题所进行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如果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最新发展，那么，造成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前提，则是江泽民创新思想理论的形成。深入探讨江泽民的创新思想理论，不仅对于深刻把握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在新世纪的发展实践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仅就江泽民创新思想理论的提出背景、理论性质和时代根据从哲学上作初步探讨。 一、创新要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任何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都脱离不开它所处在的那个时代，归根到底都是它自己时代的产物，都是它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及其实践要求的反映和表现。江泽民创新思想理论的形成同样也不例外，其产生背景正在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及其实践要求。 近年来，江泽民曾多次强调：“无论从世界的发展变化还是从国内改革和建设的要求看，我们都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加速科技进步，加强科技创新”；“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必须在全国兴起一个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高潮，必须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而“这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 (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第224页，第107页) 这些论述，不仅表明江泽民所提出的创新要求对于当代中国发展来说已成为一项根本要求和全面要求，而且表明这种要求实质上也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和本质要求。这些要求既是江泽民创新思想理论的首要内容，同时又表明了其提出的现实根据。江泽民创新思想理论正是对这些现实要求的集中反映和观念表达。 首先，创新要求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在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长期奋斗，我们已经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理想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坚实的经济基础、科学的理论指南和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要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仍将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临着国际、国内许多风险、阻力、困难和挑战，面临着极其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学不来，也买不来，更等不来，它只有靠我们自己不断地努力奋斗，特别是不断地开拓创新。正是首先基于这一点，江泽民才对全党、全国、全社会郑重提出了创新要求：“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和创造。”“要使实事求是、探索求知、崇尚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全党全社会大大发扬起来，推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创造性地向前发展。” (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第46页) 否则，离开不断创新，“我们就难以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就难以实现跨世纪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其次,创新要求是实现我国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本质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质，是实现发展、促进发展、加速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现在，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形势逼人，我们不加快发展，就会落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我们都很紧要。然而，“发展要有新思路。” (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这不仅意味着发展的重点是经济发展，发展的实质是科技发展，而且意味着发展的关键是要坚持创新。为此，江泽民强调：“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推进科技发展，关键要敢于和善于创新。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上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第107页，第192页) 这表明，创新不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本质要求。 再次,创新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实现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它的提出及其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创新，创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正因为如此，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许多问题没有本本可以找，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分析和总结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中求得解答。死搬教条，不顾实际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就不能前进。”因此，“我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开拓进取，决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第20页) 最后,创新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实现“三个代表”要求的迫切需要。无论是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实现中国社会发展，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国家和社会的创新要求及其实践，决定了执政党的建设也必须创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方位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由此，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党领导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科技实力明显增强；十二亿多中国人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党的队伍日益壮大。另一方面，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苏联东欧的剧变，国际形势的改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收入差别的扩大，社会阶层构成的变化，经济犯罪的增加，腐败现象的蔓延等等，使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成为我们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而“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则成为党的建设所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对此，江泽民特别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全党同志都要把这项任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共同研究和回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新的重大战略问题，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真正做到‘三个代表’。” (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第51页) 这些论述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创新，创新是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 以上论述充分证明，创新要求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不仅意味着江泽民所提出的创新要求归根结底是我国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反映和表现，而且意味着江泽民创新思想理论的产生本身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它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 二 创新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 江泽民的创新思想理论，不仅强调创新要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强调创新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正是这后一点，表明了江泽民创新思想理论的基本性质。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最新概括。所谓“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就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而言，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而是随着社会实践和历史时代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相对真理；它也不是包罗万象穷尽了认识的终极真理体系，而是随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开放思想体系；它更不是什么神圣不可改变的僵死教条，而是在不断研究和解决实践问题和时代课题过程中使自己不断获得新生的历史性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自己的理论时就曾公开声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也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 ( 《毛泽东选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7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江泽民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仅是对上述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而且是在理论与实践、思想与时代相统一的高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深刻揭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生动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古到今，都有许多“理论”或“学说”曾经轰动一时。然而，时过境迁，其生命也就此完结。马克思主义却与此不同。它虽然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距今已有１５０多年的历史，期间不知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惊涛骇浪、围攻挑战和艰险磨难，然而，它却没有被吓倒，也未能被剿杀。它不但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代代相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生命力愈来愈旺盛，其影响力愈来愈大。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具体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而且有力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顽强、之旺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在江泽民看来，其自身内在原因主要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创新。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创新，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如果没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创新，就不会有列宁主义；如果没有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创新，就不会有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一言以蔽之，没有创新，就没有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丰富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及其胜利和进步。 创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内在根据，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思想精髓和理论实质。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特殊理论、原理和学说。但是相对于无穷无尽的大千世界和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些理论、原理和学说，仅仅是人们进一步认识无限世界及其无尽过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这种认识的理论前提、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它的穷尽、完成和结束。换句话说，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只能给我们以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而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靠我们自己去研究、去探索、去认识。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是实践观点及其实践思维方式。而所有这一切的共同特点和深层本质，都在于要不断创新。这一点正是江泽民所反复强调的一个根本观点。 在江泽民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需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作为自己的活的灵魂，主要是因为：许多问题没有本本可以找，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分析和总结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中求得解决。而这种分析、总结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创新。”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这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一种新的概括。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江泽民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运用，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切都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这是我们树立和发扬好的学风的最根本的要求。只有抱着这样的态度，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深学透，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用好用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本质上也就是要“不断增强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或者说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开拓进取，决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6页，第20页）这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一种新的解释。 实践观点及其实践思维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是由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伟大变革所决定的。这种变革的实质，就是用实践观点取代了传统哲学的片面化解释世界的观点，用实践思维方式取代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实践观点及其思维方式，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于实践，服务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而且更重要的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实质，归根到底都在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通过实践活动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对此，江泽民从学风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键是要掌握其理论实质，善于把其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他还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第48页） 这些论述可以看作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一种新的理解和新的发展。 以上论述表明，在江泽民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能够保持强盛生命力的内在根据也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思想精髓和理论实质，归根结底还在于创新。正因为如此，创新品质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品质。这一观点的确立，不仅表明了它本身构成江泽民创新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表明了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崭新理解，表明了其创新思想理论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品质的一种继承、丰富和发展，表明了它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 三、 创新精神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 黑格尔有句名言：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第12页）马克思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进一步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一种思想能否称为或成为真正的哲学思想，这自然取决于多种因素，甚或可以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仅就其与时代的关系而言，它则取决于其是否通过理性反思的形式真正表达了时代精神，是否在本质上代表着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否真正是时代精神精华的理论表达。 对于哲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马克思曾具体谈到：“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们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经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页）这一论述对我们理解时代精神及其与哲学的关系非常重要。它表明，所谓时代精神，其实也就是时代发展中人的精神，是人在理论的和实践的解决时代课题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自我精神。具体而言，它是指不同历史阶段上人的实践精神、超越精神、主体精神和发展精神，亦即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实践的一般目的、人们生活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体的价值追求、历史发展的人心所向。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及其理论表达，在其内容上，也就是社会实践一般目的的概念表达，人们生活共同理想的理论阐发，社会主体价值追求的观念反映，历史发展人心所向的思想升华；而其实质，则在于它是自己时代发展的本质要求的集中表现，归根到底是自己时代的人的价值理想追求的理论表达。由此来讲，江泽民的创新思想理论之所以成为一种哲学思想，不仅是因为江泽民所强调的创新要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所主张的创新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江泽民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其创新思想理论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和理论表达。 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创新精神的探讨，首先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２０多年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表明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这种变革，无论是就其广度还是就其深度而言，在新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意味着国家要摆脱落后的、不发达的状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方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意味着社会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交通、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体制的根本变革。它既是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巨大变革过程，同时又是民族的发展程度、国家的富强程度、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过程。一句话，它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既需要创新精神，又孕育着创新精神，也培养和造就了创新精神。对此，江泽民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时就曾明确指出：“二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最伟大成果。其他的一切创新都是在这种理论创新的指导下和推动、影响下进行的。”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由此可以说，改革，就是创新；改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不断创新过程；改革开放时代，也就是不断创新的时代。人的创新精神，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时代精神；改革开放时代，就是人的创新精神不断发扬和具体展现的时代。 创新精神也将展现在未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过程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就曾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页。）毛泽东所讲的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就现代中国社会而言，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新中国成立50多年，特别是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仅仅是它的一个历史阶段；新世纪上半叶的整个50年，将是其继往开来的更为重要的另一半。这是一个连续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伟大变革时代。如果说，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那末，未来50年同样是一个继续创新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创新，而且是因为过去的创新经验、创新品质、创新精神和创新成就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在新世纪为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而展开持续不断的创新运动。对此，江泽民明确指出：“二十世纪，是知识不断创新、科技突飞猛进、世界深刻变化的世纪。”“可以预料，二十一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我相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必将是知识不断创新，新事物、新业绩不断涌现的时代”。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第145页，第112页） 创新精神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并非孤立存在的，其生成和确立有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时代背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而且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它更是一个从实体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民族区域化发展向全球一体化发展、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而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大转变时代。江泽民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这表明，人类世界目前所处的这个历史时代所需要、所生成、所凸现的时代精神，不仅是一种超越精神、否定精神、转化精神和变革精神，而且更是一种奋斗精神、拼搏精神、建设精神和创新精神。由此可见，创新精神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不仅生成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创新土壤之中，而且扎根于当今世界人类的创造实践之中。 当今世界特别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创新实践及其创新精神，是江泽民创新思想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江泽民的创新思想理论，正是当今世界人的创新实践及其创新精神的观念反映。这种创新思想之所以成为一种哲学思想，主要是因为它是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精华，亦即人的创新精神的自我意识、自我把握、集中表现和理论表达。正是这种对时代精神精华的自我意识、自我把握、集中表现和理论表达，使江泽民的创新思想理论成为一种创新哲学思想。 作者：崔秋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