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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当代意义”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学术话题。不过，当1月24日，近百名来自中美加等国的学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旧话重提”时，仍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从儒学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到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学者们在为期两天的讨论中各抒己见。 事实上，这一讨论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近些年来，西方媒体纷纷对中国高唱赞歌，“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等说法曾经并正在广为流传。但在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看来，这并不值得提倡。“未来的世界应是多元的，不同文明进行对话才能促进世界和谐。”杜维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以天人合一观救治生态危机 记者（以下简称记）：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危机，西方文明并没能很好地加以解决，儒家思想能帮助解决这些危机吗？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帮助解决可能言之过甚，但至少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是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发展出的许多观念，已经成为当今的普世价值。但是，这些观念中有反自然倾向，过于强调个人中心主义和理性，导致了许多问题的产生。 儒学则不同，它涉及四个层面，个人、社会、自然、天道。个人讲身心整合，注重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社会是广义的，从家庭、社会到国家和国际社区，乃至到生命共同体以及宇宙。它也重视人类如何和自然能够保持持久的和谐，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相辅相成，比如“天人合一”。这些恰好是西方思想所缺乏的东西。 实际上，西方人也在反思，比如环保主义，就是在反对启蒙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资源，也有无尽的伦理资源，可供发展更全面的环境伦理学。从古代开始，儒家就关注与自然保持和谐，接受自然的适当限度和范围。这种关注表现在他们用大量的方式培养自己的美德。这些美德被认为既是个人的又是宇宙的。他们的关注还包括用生物的形象来描绘修身的过程。在人与宇宙之间实现深层多样的对应，是儒家的一个主要目标。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观念，对救治当前的生态危机也有实际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是一种“软实力”，但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软实力”。因为西方所说的软实力，还是一种影响他人、说服他人的理性工具，儒学的“软实力”则是一种人格的完善。 儒学的核心价值应得到发扬 记：儒家倡导和平，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等、友善。能用“和谐”与“和平”来说明儒学的本质吗？ 杜：和谐与和平固然是儒学的精髓。从本质上说，儒学是“为己之学”。这里说的为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人格的全面发展。儒家最希望人们能“利己利人”。以此为基础，从个人、群体、社会到自然，便能实现多层次的多元、互通与和谐，实现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记：但儒家思想也有被人诟病的地方，也有阴暗面。我们应该怎样扬弃？ 杜：每一种思想都有阴暗面。比如某些宗教，有人用它来传道，也有人用它来谋财，做坏事。儒家思想也一样。但是，糟粕和精华常常是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厘清儒学的传统资源。 当今一些阴暗面，比如官商勾结、缺乏透明度、狭隘的民族主义等，都不能说与传统没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要发扬光大儒学的正面价值，比如像“仁义礼智信”这种真正核心的价值。 民间国学热能否持久？ 记：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崛起与传统文化有关吗？ 杜：每一个强大的国家背后，都会有文化的积累和传承。过去认为，日本在崛起过程中否定了许多儒家传统。但最近一些研究表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仍保留了许多传统价值。只是，日本的儒学传统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与神道、武士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记：最近美国一些大学的中国研究学者表示，中国儒学重新兴起说明中国已开始恢复失去的自信。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杜：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儒学研究有很长的断档，最近又开始复兴。但现在中国的儒学研究，主要还只是在学术界。民间国学热，是否能持久，还有待观察。 儒学最终能不能进一步发展，主要看中国。它在中国大陆如不能发展好，国外发展得再好也只是边缘。 没有对话的单边主义很无知 记：你倡导的“对话文明”，究竟是什么含义，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有何意义？ 杜：儒学最强势的方面就是对话，对话很重要的一点是倾听，不是试图说服别人，而是通过倾听拓展自己的视野，增加自己反思的能力，反省自身的缺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话最基本的要求。 《论语》就是对话体，记录的是孔子与弟子的对话。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引导式对话，而是双方的彼此倾听。从国家关系而言，没有对话的单边主义会导致无知，而无知或者未知可能造成我们对其他文化的无视，同时，无知和自大的结合会导致致命的错误。人类文明的各种文化在相互交流时，包容是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必须承认他者的存在方式和他者的信仰，要去理解他们。有了承认才有尊严，有了相互尊重才有相互学习的可能性。 我不喜欢“某某世纪是某国的世纪”的说法，也不赞成所谓未来世界美、中、欧“三足鼎立”说。俄罗斯的发展也很快，印度不可小视，就是非洲，也不能说没有崛起的希望。未来的世界应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对人类做出贡献。儒家、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些不同文明之间必须进行对话、进行参照，才能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 据《国际先驱导报》 人物 杜维明，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现代美籍华人学者，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现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61年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哈佛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当选美国文理学院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其“儒学复兴”说成为当代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 杜维明的儒家情怀与国际视野 当笔者问如何理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时，杜维明兴奋地说：“太好了！我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对话的典范，是人类的最高理想。”时值北京论坛（2007）在北大燕园召开，“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正是讨论的热点。如此看来，他还是一个学者，一个兼具儒家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华人文化学者。尽管他的身上有多重的光环。 “传道”之路 他在全球的讲坛间奔走，从中国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东京到巴黎、温哥华，还有新德里、开普敦、斯德哥尔摩…… 作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说他在“传道”，在“宣传”儒学。“其实我的心愿是不断深入地了解儒家，通过了解、认识来发挥它的资源”。 杜维明说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扎根在儒家传统的资源里，从事比较有创造性的哲学思考。”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思想家或者哲学家，我很荣耀。”他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要有一种人文关怀，能够在一个公共领域内对政策和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有责任感，能参与社会文化，代表着一种社会良知，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等等。 杜维明继儒学名家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以研究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使“儒学复兴说”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由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在诸多著述中对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企业伦理、行政管理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等宏观课题进行了理论性的开拓，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与杜维明是分不开的。 传统之根 杜维明的文化之根深深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杜维明出生于书香门第，1949年随父母从内地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后，于1962年赴美留学，1976年加入美国国籍。他自言小时候并没有直接接触儒家经典，真正对他施加儒家传统影响的往往是周围人不经意间的身教。“我小时的奶妈是从农村来的，没受过任何教育，但从文化资源上来讲非常丰富。她通过口传和身教，将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生活价值以她那些民间言语、生活习惯传达出来，对我们启迪作用很大。” 杜维明真正对儒学产生兴趣是1949年同父母到台湾之后的事情，尤其是在高中时遇到了周文杰老师。在授课之外，周先生找来部分赏识的学生，一起学习儒学。而这种学习的方式也类似于孔子与弟子间的那种辩难、讨论，大家一起读经、释意，气氛活跃而融洽。 后来杜维明逆台湾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而行，选择报考了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所在的东海大学哲学系，从此踏上了国际知名学者的成长之路。 “跟牟先生学习哲学，大半的学习都是在课堂之外。当时经常到老师的家里，不仅仅是交流。比如读《史记》，老师一句句断句，释意，就我们两个人，有时中午去，有时晚上去，简单吃点东西，一谈就谈到深夜。当时的乐趣太大了，太大了。” 与当代很多年轻人不同，杜维明选择了哲学，一个通常被边缘化的学科，而非“实用”之学。但杜维明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从事学术研究，从事他挚爱的儒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纯粹是出于兴趣走上儒学研究的道路。而这兴趣，“是强烈的，不是简单的。一方面是感觉到了乐趣，但另一方面确实感到它有意义，有价值。”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到了大学四年级，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维明获得了哈佛燕京提供的奖学金。在服了11个月的兵役之后，就到了哈佛。 发展之惑 在杜维明看来，儒学的发展体现在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命运，并且作出不同的创建。传统儒学有无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一个创建性的回应，即儒学能否“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最终成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乃至核心内容”。 常年在海外教书做研究，杜维明坦言，海外视野对儒学研究的帮助“太大了！”他认为儒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能不能通过英文把儒家的原理表达出来，而且受到西方的重视。慢慢地他发现，这种发展不仅可能，而且“契机很好，潜力很大”。 对比东西方对儒学的态度，杜维明感到有很大不同。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学术界的观念里，对儒学的尊重，等于对重大文明的尊重。在他们看来，孔子是代表人类文明的一个高峰。杜维明说，西方研究儒学的土壤是非常丰厚的。但是虽然处于海外丰厚的儒学研究土壤中，杜维明依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寂寞。他说，在西方，对方再尊重、再了解，也只局限于一种学术交流，而与国内学术界的交流不仅是同样的母语，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而且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密切是海外不可比的。就像中国菜一样，美国一些很重要的城市都没有正宗的中国餐馆，所以在本土只要能吃到中国菜，对他来说，就是莫大的满足，“绝对吃不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