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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翌年，即1912年，孙中山即发表《民国教育家之任务》演说；5月，蔡元培在参议院阐述政见，“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演《教育家的自家园地》；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疾呼：“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2010年，“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时下，人们既在为教育家办学摇旗呐喊，又在为教育家缺失捶胸顿足。尽管定义繁多，“教育家”概念却抽象得近乎干瘪，对“教育家办学”更是语焉不详。 提及教育家，言必称陶行知。1946年8月11日，在社会各界人士汇聚于南京晓庄劳山之麓隆重公葬陶行知当日，延安民众在中央大礼堂高调追思，毛泽东敬献挽联：“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获此尊号者，唯独陶行知一人，亦众望所归。 陶行知何以伟大？ 1927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告别安逸的教授生活，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在南京神策门外一个仅三五户茅棚的荒凉山庄，陶行知缔造晓庄师范。开学典礼上，他声情并茂道：“今天是我们试验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作宗师，蓝色的天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于是，建校舍，做饭菜，养家畜，挑粪便，干农活，师生携手，长幼并肩。为自建的大礼堂，陶行知欣然题名“犁宫”，并手书对联一副：“和马牛羊鸡犬作朋友，对稻粱麦黍稷下功夫。”以“教学做合一”为校训，哼唱着“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晓庄人共同实现“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图与“为三亿四千万农民烧心香”的夙愿。 1939年，国难当头，生灵涂炭。重庆西北80公里处合川草街镇凤凰村，在年久失修的古圣寺内，怀着“要为整个民族利益造就人才”的雄心，陶行知为抗战烈士遗孤和保育机构难童创设育才学校。师生常常以稀粥解饥，以蚕豆下饭。有人劝他放弃办学，“何必背着石头过河”，陶行知答道：“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即以民主、大众、科学、创造为四大方针的生活教育。 如此内忧外患之悲凉，如此饥贫交加之凄楚，陶行知为中国教育史奉献晓庄与育才这两个经典样本，自己亦成为一曲经典，万众景仰，至今犹如桃李园神灯，引领校长办学。 今日社会，要么以“再穷不能穷教育”口号式的悲情来自我激励，要么以“亿元打造一所小学”炫富式的癫狂来自我膨胀，回眸陶行知，重温其风骨，是对教育家办学最为感性的认知。于是，笔者去年不仅荣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全国教师征文大赛一等奖，还奉上专著《海上教育家》。在上海书展的签售仪式上，笔者呼唤“成为学校灵魂并赋予学校以灵魂的教育家”，秉承的显然是陶行知1924年抛下的经典论断——“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灵魂，既非宗教的虔诚，亦非政治的狂热，而是一种由精深的学识、崇高的风骨、博大的情怀、坚强的意志、超然的人格熔铸而成的感召力。要想解除对威权主义的恐惧与戒心，首推的应该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即超然的资质与魅力，登高一呼，万众归心。 教育工作者可以视教育为信仰、为宗教、为生命，但只有赋予学校以灵魂，“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才无愧于“教育家”之称号；教育家可以不是一尊神祗、一座丰碑、一部传奇，但必定成为学校灵魂，就像陶行知在《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中说的，是“教员的领袖，学生的领袖……社会的领袖”，进而真真切切地改造中国教育，改造中国乡村，改造中国社会。此乃教育家立身之本。 当今的校长，要是脚踏实地丈量着教育大地，不为路边的名利所诱惑，不为脚下的陷阱所吞噬，不为头上亮丽光环而眩晕，把物欲轻轻地放下，把浮躁深深地埋葬，把灵魂高高地托起，成为教育家，不仅是专业发展的价值取向，且指日可待。 （俞 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