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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培元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关于理学逻辑线索的梳理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无疑是对冯友兰研究范式的继承。在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蒙培元的中国哲学研究基本都是围绕理学发展的逻辑线索展开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推《理学的演变》与《理学范畴系统》二书。前者是从历史角度展开的宋明理学专著;后者则是在逻辑分析与历史梳理基础上展开的关于理学之概念、范畴及其具体关系的研究。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蒙培元接连又出版了三本书:《中国心性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这三本书的问世,一方面表明他已经告别“哲学在中国”的思路;同时也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对传统哲学的对象性研究,而是明显地回归到继承中国传统的主体性立场上来了。 但自从牟宗三《心体与性体》问世以来,虽然冯、牟二位关于程朱陆王存在分歧的看法基本一致,但其具体分歧究竟何在,却仍然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蒙培元是沿着冯友兰对象理性与逻辑分析的方法进入中国哲学的,但在深入考察理学范畴关系的过程中,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始终在引导着他不断地向中国传统回归。而这一回归同时也表现出了他与牟宗三的分歧。因为在牟宗三的理路下,心性一意直贯,因而仅仅所谓“性即理”就只能使“天理”走向存在化,从而也就只能使朱子走向“别子”,成为“别子为宗”了。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一书中,他明确指出:“我之所以提出主体思维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思维去研究,并不是通常所谓认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我是从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着眼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中国哲学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是主张主客体的分离和对立,而是主张二者的统一或合一。在这一统一中,人是占主导地位的。”很明显,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向,因为它不仅突出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且也凸显了传统哲学“天人合一”与“主客合一”的主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蒙培元的哲学研究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主要表现在其晚年的另一部力作——《情感与理性》一书中。关于情感,冯友兰早年也曾有所探索,但由于受制于西方哲学的对象性视角,所以“很大程度上是把感情主要理解为消极的感情(失望、愤忿、痛苦)”的。相反,蒙培元虽然也论情感,但他所论的情感已经不是消极的情感、而是积极的情感;其论情感之侧重,也已经不是“小我之无”、而是“大我之有”式的情感了。蒙培元由主体走向“人的生存”,又由“人的存在”走向“人的情感”,完全是围绕着中国哲学的传统主题展开的。一方面,人的问题被归结为人的心灵存在,而心灵存在又主要显发为人的情感,因而人的情感也就不是西方那样的纯经验性情感,而是人的全部智慧的凝结和体现,这就是体现、渗透于情感中的理性;另一方面,正因为情感是人的全部智慧的凝结和体现,因而它所处理的也就不仅仅是消极的、负面的情感,而是通过驾驭和梳理、调整和提升,不断地将消极情感转化为积极情感。如此一来,“情感与理性”处理的也就不仅仅是个体生存之患难忧戚问题,而是人的精神解放及其境界提升的问题了。 但蒙培元的探讨并没有就此止步。当他将这种集情感、生存和境界为一体的哲学指向现实时,儒家的现实关怀使其晚年探讨呈现出另一种指向,即既继承传统又面向当代现实的指向,这又集中体现在其近年问世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一书中。 如果我们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总体走向来看蒙培元的这一行程,那么,他的探索行程就是:从冯友兰的逻辑理性出发,经过牟宗三主体意识的启发,从而以情感理性的方式走进人的生存、走进人与自然的生态世界。实际上,这一走向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之回归传统而又推陈出新的方向。 （丁为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