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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时代喧嚣，人们也不在乎鲁迅：这是好事情。鲁迅先生总算得以渐次摆脱面目全非的变形记，全身而退，退回自己的文章与文学。“鲁迅研究”，眼下在研究什么呢？近年的“民国研究”倒是逐渐展开了：民国教育、民国文化、民国史……鲁迅的文章原本生在“民国的风景”里，这风景，就在鲁迅的字里与行间 大约2003年，我有幸认识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谈起鲁迅先生手稿，他就说，馆内存有不少，请随时过来看。几年后我终于恍然亲睹了：复制品到底不及原件的清雅，端在手里，我暗暗惊异唯真迹才能显示的笔腕与脉息：浅淡，细弱，呼吸均匀，如行书一路草草，又如文稿的通篇工整。那天，周作人写给大哥的绝交信也从安藏文件的铁柜子里取出来，仅一字条，周家二弟的字迹，又是另一种意思了。 联袂讲演“大先生” 孙郁先生常请人来馆内讲演，2005年初夏他要我也去讲一回，那天我的讲题，就是“笑谈大先生”。翌年春，得到周海婴先生长子周令飞的电话，说是祖父逝世七十年，务必请我与他去上海联袂讲演。这是意外的邀请，我想，既是大先生的祭日，就题曰“鲁迅与死亡”。 就在那一回，我见到了海婴先生与周令飞。父子俩身量都很高，比之鲁迅，大大进化了——鲁迅怀疑进化论，看在后代的身高体壮，他该部分地收回怀疑吧，而他没有儿孙同堂的命——我所记得的海婴先生是照片中七岁丧父的小男孩，今已七十多岁，花白头发，随时笑着，随口讲笑话。现在的令飞蓄一撇八字胡，只见他上得台上，朝向满座听众很深地鞠一躬，抑制笑意，显然在回应台下的惊异与好奇。令飞生长在北京，说一口共和国普通话，相对他祖父的“南腔北调”，更是“进化”了：当年鲁迅说他不会“绵软的苏白”，也不会打“响亮的京腔”，并非全是自嘲的。 转眼五年过去了。我竟应了令飞的坚请，和他一起作了六场关于鲁迅先生的讲演，分别是上海三次，北京两次，长沙一次，加上孙郁邀约的头一回，总共七份讲稿。其中三篇收在我的《退步集续编》，三篇收在《荒废集》，最后一篇尚未发表过，是关于鲁迅和美术，现在全部聚拢来，就是这本册子《笑谈大先生》了。 这七场讲稿的头两篇，大约根据自己的感触，单讲鲁迅这个“人”；后五次都是由令飞或主办方出题目，临阵苦想，由鲁迅先生而说到了其他人与其他事——“鲁迅是谁”，直接挪用令飞自拟的讲题，鲁迅定居上海八十周年，《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则念及上海文脉的失落，或追踪文学的歧路了；2010年才刚讲过的“鲁迅与美术”，算是我比较熟悉的话题，“民国的文人”却是讲得很杂乱，因是全部应答湖南记者事先的提问，讲完后，那记者说自己问得好无知，本来是给些提示的意思，怎么全用了呢——我要的就是这无知：几度上台，台下的同代与晚生，包括我自己，大致是茫然面对历史的人，且对这份泱泱无际的集体大无知，其实也无知——所以每次讲演，我还是默然服膺鲁迅先生为什么很早很早就怀疑进化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