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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儿孙 马寅初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遗产，除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乐观豁达地生活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吴鸣 发自北京 和北京一些著名的胡同一样，大规模的拆迁、开发使得东总布胡同早就变了模样。 总布胡同位于东单至建国门之间，长安街以北。分为西总布、东总布、北总布三段，全长一千多米。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马思泽熟稔这条胡同的历史。 “1900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西总布胡同西口向巡逻的清军士兵开枪挑衅，被清军击毙，由此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1919年‘五四’运动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就发生在北总布胡同的中段……”建国后，李济深、沈钧儒、李宗仁、张治中、十世班禅、乌兰夫等著名人士都曾住在这里。 如今这条胡同只剩下几个院落保留得较为完整，马寅初先生居住过的东总布胡同32号院是其中之一。 悲欢离合 1949年马寅初到北京参政后不久，陈云安排他在东总布胡同62号(后门牌改为32号)小院安家。 “刚开始，就爷爷一个人住在这里。当时他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许多工作要在上海处理，就两地来回跑，家里的其他人则多住在上海。1952年，各大区军政委员会机构撤销，爷爷才开始常住北京。” 马思泽的奶奶和父辈，是在1953年后陆续迁到北京的。他的父母亲、伯父伯母、三姑夫妇，以及姐姐和两个表姐，一起住进了这个院子。“我是第3代中第一个在北京出生的孩子，最后住在这个院子里的第3代一共有8个人。” 马寅初和两任夫人共育有8个子女，长子不足一岁时不幸夭折，长大成人的7个子女中头5个都是女儿。 马思泽没见过大姑姑马仰班，“1953年我没出生她就去世了。”他的二姑姑马仰曹在英国，二姑父是台湾方面驻英国代表，1949年后一直留在英国。三姑姑马仰惠在北京，后来长期担任爷爷的生活秘书。四姑姑马仰兰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定居美国。五姑姑马仰峰在上海。他的伯父马本寅和父亲马本初是马寅初最小的两个孩子。 著名文史学者扬之水的书窗正对马家小院，站在窗前，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内那栋淡黄色的欧式两层小楼。年过八旬的马本寅和马本初兄弟俩仍住在这里。老人们很少出门，院子里多数时候都安静无声。“我判断他们家还有人住着，每年冬天的时候，都有人运煤来。” 马思泽当年给爷爷马寅初烧书的采暖小锅炉这两年才弃用，高高的烟囱成为过往岁月的特殊见证。 一直到1960年之前，这一大家子都是同桌吃饭，“餐桌是一个大圆桌，像餐厅里那种能坐下十多个人的大桌一样。” 即便是在“新人口论”遭到围攻的那几年，马家关起门来仍然是其乐融融。家里的小孩子，马寅初按照家乡风俗，不分男女统称为“妹妹”。“夏天吃完晚饭，爷爷会拿出一两个西瓜，全家人聚在一起，吃西瓜乘凉。” 1960年前后粮食开始紧缺，“我们这一辈儿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特别能吃。父辈们每天上班，大家回来的时间不一样，有早有晚，凑在一起吃饭不太容易。从那个时候开始，吃饭的单位就划小了。爷爷奶奶在一起吃，家里要是来了客人也跟他们一起吃。其他人就以小家庭为单位分开做饭吃饭。那会儿也很热闹，到吃饭的时候可能摆三四桌，每桌的东西都不一样，有时会交换一些菜啊什么的，大家串着吃。” 热闹幸福的大家庭生活在1969年终止了。当年4月，马思泽的母亲去河南干校下放劳动，“我妈妈是家里第一个离开的，我爷爷那时候行走已经很不方便了，他拄着一个高木凳，拖着病腿很慢很慢地坚持从房间里一直走到大门口，把我妈妈送走了。” 再后来是马思泽的伯父伯母、姑父、父亲、姐姐……“我是那年9月离开家的，去的是我母亲所在的干校。我走的时候，家里只剩下5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13岁以下的弟弟们。” 1971年，89岁的马寅初写信给北京市委，为马思泽争取到回城机会，家中其他人也陆续返回北京。“全家稍微安定一点，我爷爷就生病了。1972年他得了直肠癌，住院做手术。手术后，他人生的最后10年基本上就是在轮椅上度过了。” 马本初的坎坷命运 马思泽的父亲马本初直到马寅初卧床之后，才经周总理批示调回北京。他是马寅初最小的儿子，4岁上学，在马家第二代中天资最出众，命运也最坎坷。 抗战最后一年，不到19岁的马本初从重庆大学机械系应召入伍，他的工作是给驻前沿部队的美军陆空联络小组当翻译。 这个小组的任务是背着一个手摇发电的步话机，在前沿部队的观察所里，为中美混合空军联队的轰炸机提供准确的敌方目标、校准弹着点、评估战果。小组经常遭到日军的猛烈射击，“有一次一颗子弹打到我父亲的钢盔上，差一点儿就牺牲了。那个钢盔父亲一直保存到文革开始时才销毁，同时销毁的还有一件珍贵的战利品——一面中国军队缴获的日本太阳旗，上面签满了日本军人的名字，这是我父亲离开军队时，一位团长赠送的。”马思泽告诉记者。 抗战胜利后，马本初返校继续学业。毕业后拿到两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吊诡的命运却捉弄了他。“因为他中断了一年学业，毕业那年，正好赶上1948年，国民党军队开始溃败，政府也陆续南迁。时局变迁，他遵从父命留在了杭州。” 马本初无奈终止了他的留学计划，他也是马家第二代中少有的没有出国留学的，“我其他的姑姑、伯父大多都出国留学了，有的解放前留英留美，有的解放后留苏。” 这还只是马本初坏运气的开始，“文革”中，他因为曾加入国民党军队被反复审查，“但我父亲始终认为：‘我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但是我打的不是共产党，我打的是日本人，打的是民族解放战争。’” 他一生都没有绕开“辍学从军”的影响，马寅初的人口论观点被批判后，他的“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晚年退休后，他心中仍对命运不公难以释怀。 马思泽为爷爷辩护 “那个时候，一个人趴下，全家卧倒，”马思泽苦笑一下，“我爷爷和我父亲的问题，也直接对我们产生影响。姐姐马思润在工厂里表现优秀，单位连续两年推荐她上北大，但学校一看她档案，是马寅初的孙女，立马就退回来了。那个时代的标准就是这样，你家庭出身不好，很多事情根本就不能考虑你。” 马思泽称自己是在一个“生活条件很优越，但是社会地位又很低的家庭里长大的”，年轻的时候，他“有种强烈的自卫意识”。1975年，他所在工厂的一位副厂长跟他聊天，“你爷爷这个人口问题是因为他岁数太大了，网开一面，不太追究，所以才没有把他打成‘右派’。”马思泽回了一句：“这事谁对谁错还得走着瞧呢！”副厂长一下子愣在那儿，“他没想到我会说出那么一句话。那时候正是‘四人帮’闹得最凶的时候，他要是跑去检举我的话，我立马就会被撂倒。” 继承马寅初的乐观豁达 马思泽从内心里敬重父亲，“他真是为革命做了不少贡献的人，除了打日本人外，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我爷爷已经被软禁在歌乐山，那时候爷爷跟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的一些书信都是由我父亲传递的。” 但他更希望父亲以及自己这些马家后人能够继承到爷爷的坦然从容。马思泽笑称爷爷是一位“阳光老人”，老人家即便是九十多岁之后也常常给大家制造“惊喜”。 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天津人民医院院长、“反动学术权威”金显宅率领医疗小组为90岁高龄的马寅初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 “手术后金大夫去病房查问爷爷的病情，金大夫说天津话，我爷爷说浙江嵊州话，爷爷有些耳背，俩人谁也听不明白对方的意思。”金显宅年轻时曾赴美留学，遍访欧洲，“他知道爷爷也是留美回来的，就改用英语询问病情。我爷爷马上就听懂了，也用英语回答。”马思泽站在一旁，既惊又喜，“那个情景很难忘，我爷爷九十多岁，金教授也将近七十岁了，两位古稀老人呱啦呱啦在那儿讲英语，反倒是我听不懂了。” “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爷爷该锻炼就锻炼，该做研究还做研究，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消沉的时候。即便是因‘新人口论’遭到批判，人家贴他的大字报，他每周还是会带我们去景山、北海甚至香山鬼见愁走路登山。爷爷给后人留下来的最宝贵遗产，除了认认真真做事情，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在什么状态下都乐观豁达地去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